晚上10点半，从地铁里爬上来，夜晚清冷的空气和车厢中空调下的温暖形成强烈的反差。让我想起《一个人的电影院》。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会常常在午夜前后到达办公室。有时早一些11点，有时晚一些1点多。不过上一次在有点冷的夜里去办公室，似乎还是去年此时在一个人去看过电影那天之后的几天，那时办公室还在新中街，从东四十条爬上来赶去给苗浩或是劳博发一封邮件。也就是那一天，写了《一个人的电影院》。
从魏公村到大望路，我一直在摆弄那只旧手机，和王欢发短信。只是随着它服役整整六年的日子越来越近，这只手机的电池也越来越不济了。昨天下午在办公室才充的电，今天中午出门时还几乎是满格，用了一天之后在魏公村钻进地铁时就只剩三格电了。沿着万达广场前面的便道在针织路那里右转，我正在晃动手指咯吱咯吱地按着键盘，它突然闪出一行“请充电”，然后就黑了。
我还记得是2005年的元旦。和顾老板一起在公主坟的迪信通，挑了一上午，花了1250块钱买了这只诺基亚3120，送了一块国产电池和一个座充。开始的时候一直用座充，两块电池换着用。也因为手机要随身带着，晚上宿舍一熄灯就没电，所以没什么机会用线充。可惜那块国产电池更加不济，似乎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只能支撑一天的时间，而原装那块还是可以坚持三四天。也好像因为座充的充电器坏掉了，于是就只用原装的电池了，国产货就束之高阁了。
后来顾老板做了挺长一段时间的手机电池生意，遗憾的是我却没怎么照顾过他的生意。只有一次从他那里用拿货的价钱给爸爸的手机买了两块国产货，而且国产货后来的表现也确实不怎么样。
想起来我已很久没有和顾老板联系了。他从北京离开的那个夏天，我已经搬到永安里，那天晚上特意跑到交大东路为他饯行。交大东路没什么好吃的馆子，随便挑了一家便宜的家常菜，在狭窄而简陋的包间里，早早地把女生们送走，只留下男生们一直喝到饭馆打烊。又换到马路对面的烧烤摊，继续烤串+啤酒。直到凌晨四点。但最终也还是要散的。
2008年12月6日顾老板跟我说他要在次年7月风风光光地走。我把这事记在《愁是一种际遇，解是一种态度》里。我说，想来他的愁也许更加阴郁更加沉重，他的解也许会很苍白很无力，至少我们都有一个“解”的态度。
其实他走的倒是很风光的，至少在我看来。因为他没有像我一样做了逃兵。这是我最敬佩他的地方。他远在上海之后，我们偶有联系，但其实也没什么可聊的。因为无非是现实的无奈，理想的困惑，未来的飘渺，还有一步一个脚印的隐忍和期待。谈的多了，也就腻了。
这只诺基亚3120不是我第一只手机。大二那年的10月，为了辩论队联络方便，我从红果园BBS的跳蚤市场上买了一只二手的摩托罗拉C289，只花了150块钱。那只手机大约只有四成新，不过卖我手机那姐姐送了我四块电池，虽然每块电池都很不济，但坚持一两天还是没有问题。于是用起来也很过瘾，给四块电池编了号，排好队依次上阵。那手机还有很厉害的录音铃声，还有很炫的七彩背光，还有很棒的短信自动签名。
后来在元旦时换了新手机，这只C289我也一直留着，虽然再也没用过，但是每次搬家都还背着，连同它那一口袋电池。也不知留着还有什么用，但总觉得150块钱的东西，丢掉怪可惜的。不过它终于在我离开学校时的那次搬家中，被我扔掉了。
现在这只手机的背面，还有一张大头贴。贴了大约有三四年的样子吧，已经斑驳得看不出原来的样子，贴纸原先覆盖的那层薄膜早就磨没了，上面的人像也变成了大花脸。但是一直也没有撕掉，还是在上面贴着。有一次和远哥吃饭，远哥看见了说，你这个还贴着呢。我想了想说，我早就不在乎了，随时可以撕掉。远哥到底是老姜，拿过去就准备撕下来。我赶忙一把抢了过来。一直以为自己很豁达，原来一直口是心非。
坐在办公桌前面，把手机插上充电器。其实这充电器也不是原装的了，原装那只被犀牛带到英国去了。买了一只国产的，又丢了。这已经是买过的第二个了。手机上充电的插口用得太久，接触也不良，经常一碰就充不上了。总要反复寻找合适的角度，才能让显示电量的格子闪动。
都说让我换只手机，爸妈也说，朋友也说，同事也说。只是，我却不知道怎么换。
我突然想起许多年前写在地刺前面的那段话。如今想来，彼时虽然写下了，还一直把它当做发邮件时的签名，却并不知晓其中的含义，因为那时还未曾体验物是人非的变迁，未曾懂得年华易老的无助，未曾理解白驹过隙的奥妙；未曾看到时间的刻度上，过去的那一段越来越模糊，无数的记忆就像掉进一口漆黑的深井，你明明知道它就在那里，却再也拣不回来了。
今天再想起，才恍然惊觉其中的彻骨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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