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的墓地，我还没去过。火化的时候回去了，后来下葬时，我已经又回到广州折腾。父亲说墓地在清东陵附近的公墓。我说哦，那是好地方。最近这两年走走停停，起起伏伏，虽然又回了北京工作，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时机去扫墓。固然谈不到身不由己，却总有这样那样的牵绊，使人腾挪费力。

姥爷和姥姥的墓地，倒是去过几次。妈妈和舅舅们要去扫墓时，我正好在，就跟着一起去了。出了城，穿过小镇，进村又出村，一直往麦子地的深处走，到一片生态墓葬的墓地。没有起坟，也没有立碑。扒开纷乱的芦苇、野草和野花，一个大理石方砖略高于地面，平铺着，上面刻着姥爷和姥姥的姓名。

关于逝者的详细情况，只有一句极短的话：新中国早期建设者。

没有往事，没有生平，没有历史。新中国。早期。建设者。三个词像锤子一样，给他们的一生盖棺定论。我当然确信，姥爷和姥姥作为那个年代的工人，在墓碑刻上这几个字，完全担得起。只是两人漫长的一生被压缩进八个字里，我总觉得有些遗憾。我没有和长辈们讨论过这极简和留白背后的文化意涵，是刻意的安排，还是无意的偶得。

我与死亡第一次迎面撞上，是在1994年。那一年的许多记忆都已经模糊了，一些碎片拼凑起一个亲人的离去和一场葬礼。我记得那似乎是春天的尾巴上一个普通的傍晚，普通到没有任何特点，就像我们每天都会经历的普通傍晚一样的普通。我隐约记得舅舅和邻居的叔叔们匆忙而纷乱的身影，急切地呼喊着“背起来背起来”，“去先去门口拦车”，“去二院去二院，二院近”。我想我应该是被单独安排留下了，守在大院门口，等着姥爷回来。我朦胧地想起，姥爷赶往医院之后，我独自在家里睡下，又在次日清晨被叫醒，听着大人告诉我姥姥的死讯。我清晰地记得那一瞬间的感觉，原来在那一瞬间，人并不知道要悲伤，亲人的死讯像是一则从新闻联播里听来的快讯，遥远，微茫，我来不及给出任何反应，只有茫然和无措。我也许是瞬间就传送到了医院，站在床尾，伸出手去碰她，我第一次摸到一个人的身体可以这么冰凉，房间里全是哭声，我也跟着一起开始哭喊。我看见护士一边拉扯一边安慰，把人们从逝者身边拉开，听见她急迫地解释着，房间里还有其它病人，需要安静休息，而且这个床位必须马上腾出来，还有急需的人等着立刻躺进来。随后的一瞬间我就跟在一群人的身后，一群人用棉被裹着亲人最后的皮囊，在医院的走廊里快步向前，我木然地哭着，木然地跟着，小小的个子跟不上大人的脚步，缀远了只能跑起来。我猜那段走廊的尽头，就是太平间。

我还记得哀乐在楼宇间回荡，挽幛挂了满墙，来帮忙的朋友和邻居进进出出，母亲连续几日水米不进，双眼始终通红。出殡的那一天，要起的极早，我们坐在送殡的车上，远远望着火葬场上方升起的烟。我记得大人们指着黑烟不断变换的形状，说那是马车，人是坐着天上来的马车走的，说那是菩萨和仙人，是专程下凡来接引的，说那是金童玉女，是随着一起上天服侍的，大人们指着升腾变化的黑烟，彼此说着互相安慰的吉祥的想象，我心中有许多不解，只有哭着点头。

但我尤其记得的，是病房里隔壁床位的病人和亲属，平静而收敛的目光；是护士用极其麻利且干脆的动作，把被子卷起，再指挥几个护工把遗体抬起；是帮忙画遗像的画师冷静而专业地建议这里是不是提亮一点；是前来吊唁和帮忙的朋友和邻居，在表达哀悼之后，仍会在忙碌的闲暇，聚在一起抽烟说笑；是我在通往太平间的走廊里，远远缀在后面，不知所措地奔跑时，周围的人疑惑地看着我，他们不明白一个小孩，为什么会独自出现在这里，为什么在大声地哭着，又为什么像失去了方向一样茫然地奔跑。这是我本应在那时就明白，但是年纪太小所以很多年后才理解的事情。原来一个人的死亡，对别人来说，是如此的普通。普通到没有任何特点。就像我们每时每刻都会经历的普通一瞬一样的普通。

之后很多年，我站在许多不同的位置上，观察过死亡。

父母居住的那个小区，门口有个布告栏，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张新的讣告。小区门口的布告栏上张贴讣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个大时代的回响。我的父母现在都是国有企业的退休工人，多年前自然也就是国企在岗工人。他们除了在改革的阵痛中，为共和国的产业升级支付代价，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分享了国企福利最后的余晖。小区是90年初开始建设的福利房，整个小区都是同个企业的职工。他们职业相关，年龄相近，从年轻时起，就始终在同一个水利项目上工作，彼此熟识，相互了解，甚至很多人就在企业内找到对象，结为夫妻，排着队等待，从单身宿舍，搬进了福利房。虽然之后在房地产改革的浪潮中，这个隶属于某个国有企业的职工小区，变成了地方上众多商品房小区之一，有许多里面的人卖掉了原来的房子离开了，也有许多外面的人买了这里的房子进来了。但无论怎样变化，到目前为止，小区里居住的很多人，仍是当年为那个国有企业工作的人们，他们在这里工作到下岗，忍耐到退休，生活到死亡。于是，这个小区门口的布告栏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张新的讣告。告诉留在小区里的工人们，又有一位他们曾经的同事，伙伴，朋友，永远地离开了。

有那么几次，我从那里经过，见到几位满头银发的老阿姨，站在布告栏前，认真地阅读最新的讣告。我无法知道她们心里在想什么，这是哲学上著名且困难的他心问题。我只能看着她们平静地站在那里，一字一句地阅读，不时抬起手指，指向讣告。

后来我问过我的母亲。小区门口的讣告，每次贴出来，就表示又一位曾经熟悉的同事逝世了，你的心里是什么感受。母亲回答的大致意思是，一开始还很感慨，曾经朝夕相处的人又少了一位，毕竟物伤其类，但这样的事情多了，也就习惯了。我似懂非懂。我不知道那究竟是岁月打磨出的钝感，还是某种刻意为之的清醒。

这个人们在小区门口布告栏上依次死亡的场景，我还遇到过一个几乎一模一样的场景。就是季羡林曾经调侃的那个场景：北大教授们按年龄顺序排着队，缓慢前进，目的地是八宝山。季先生下定决心，绝不加塞，要鱼贯而进。

看到季先生的豁达，我也忍不住把自己放进一个长长的队伍。一个前后都有几亿人的队伍。时不时地，就见到一些人加塞。

LG，是大学时隔壁班的同学。是个瘦高的小伙子，讲话也风趣，为人也开朗。在学校时，经常去他们宿舍打游戏，时不时的也一起联机玩过。交往不太多，但也算熟识，校园里遇见了，也会点头打个招呼。毕业之后，再没见过。再次听闻他的消息，是在大学同学的婚礼上。

一桌都是彼此认识的同学，而新郎和LG又是同班，所以桌上大多是隔壁班的。一言一语的闲谈中，一位同学随口问，LG怎么样了。另一位同学说，数月前从LG的妈妈那里得到消息，LG已经去世了。坐在旁边的同学小声给我解释，LG脑子里长了东西，做了开颅手术，恢复了许久，记忆力也衰退了，手脚的活动能力都下降了。接着再一位同学说，有点突然啊，我去年去看他，他还说虽然经常忘事，但又能打dota了。大家还来不及感叹，热烈的音乐响起，新郎正挽起他的新娘，掌声和同学们的起哄声，“亲一下”，“亲一下”，淹没了一切。

加塞的也不止LG。

大概是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接到高中同学的电话。那是一位高中时关系比较熟络的女同学，是我在封闭紧凑的高中生活里，难得交下的几位朋友之一，上大学之后，也间或在QQ上聊几句近况。那天她在电话里说，她的男朋友自杀了。

第二天一早我在公交车上摇了很久，到了女同学所在的学校。同来的还有其他两三位高中同学。那一天我们几个人具体去了哪里，做了什么，我已经完全想不起来了。但我很确信，没有任何一个人讲任何一句安慰的话，我们都主动避开了那个话题，连主人公大部分时间也没有提起刚刚发生的悲伤。我们像一次正常的同学聚会，四处游走闲逛，吃饭聊天。

直到那一天才快结束时，女同学才主动开口，说出事后她已经去过了男朋友家里，见了男朋友的父母，却不知该说什么，能说什么。不是不会安慰，而是不敢安慰。反而男朋友的父母在安慰她。带她看了他的房间，讲了他的往事。

这位女同学努力笑着说，我只是不明白，他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我们大家围坐在一起沉默着，不是不会安慰，而是不敢安慰。

其实关于那位女同学最后的困惑，也在我心头萦绕了许多年。身边的人做出极端选择的故事，在那之前，我听过，在那之后，也不断地听说。人们在讲起这些故事的时候，也少不了会把这困惑一次又一次提起。如果一个人死都不怕，又何惧活着。每一次提起，我也一边附和着表达困惑，也一边尝试寻找答案。

直到很久很久之后，我自己也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似乎想明白了一些。正是因为活着这条路遍布荆棘，充满了艰辛与坎坷，而且那荆棘、艰辛与坎坷，竟已是如此难以跨越，以至于让死亡都成为一个轻松而愉快的选项。所以有的时候，人们会把死亡视为解脱，并且据此安慰自己，把亲人的离去，解释为逝者解脱了。

我记忆中那位解脱的逝者，按亲缘关系，我也许应该喊二姑奶奶。那是爷爷还在世的时候，有一年的元旦假期或是春节假期，总之是个寒风萧索的时节，我记得路边的土埂上，有几株枯黄的草径在风中摇摆，全家一起回了乡下老家。我这一辈，和老家的往来几乎已经完全断了，大部分亲戚我都不认识。但父辈和祖辈们都还很熟络，相见也很兴奋。一大家子人聚在堂屋里，喝茶聊天煮火锅，热闹喧腾地挤了满满两桌子人。

酒酣耳热，宾主尽欢，即将返程时。老家的亲戚才拉住我爷爷，小声告诉了另一位长辈不久前离世的消息。她是爷爷的某位姐妹，但我从未听闻她的名字，也从未见过她，后来也再没有问起过她，以至于今天我记叙这段往事时，不能记下任何有关她的细节。唯一有印象的，是老家的亲戚向爷爷解释，因为事发突然，又是节日假期，而且路途遥远，就没有通知打扰，已经下葬了。错过了最后一面，爷爷自然十分伤感。亲戚们又一起安慰，说那位姑奶奶早几年就沉迷于某些迷信，精神已不太正常，如今仙去，也是一种解脱。爷爷抹着泪说，是，解脱了。却和老家的祖辈互相紧攥着手，抚着臂膀，迟迟不肯撒开。

长辈们在院门口拉着手叙说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站在门外路边的土埂上。蒙古高原的风，凛冽强硬，横过整个坝上，扑面而来，打得人脸生疼。小学语文老师教的，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在那一刻才有了具象的感受。

土埂上那几株枯黄的草茎，正在风中摇摆，似乎已在那里摇摆了上千年，像是早已看惯了人间的生离死别。

也许就是在从那时起，我开始对死亡感到困惑。它是谁，从哪里来，为什么而来，那时会发生什么，那之后还剩下些什么。如果死亡是一切的终点，那此时此刻的当下，我们都在忙些什么。

在所有困惑中，最难解的课题，是它的无常。或者说，无处不在。这些困惑将我导向存在主义的难题。我学了谢利·卡根有关死亡的哲学课程，读了《相约星期二》，读了海德格尔，读了萨特，甚至还想读尼采。最后还读了《中国丧葬史》。

我是在读完了《中国丧葬史》之后，开始动笔写这一篇的。在阅读了整整一本有关人们如何用葬礼面对死亡的学术专著之后，我好奇的第一个问题是，从生物学意义上人这个物种开始存在算起，那么死去的人是在什么时刻，比活着的人多的。一开始，我直觉上觉得，也许是近代的某个时刻。毕竟近现代全球人口才进入高速增长期。而简单的数学推演就能立刻推翻这个直觉：几乎只需要一代人的时间，逝者的人数就和生者的人数基本持平，从那以后，生者的数量就再也追不上逝者的数量了。若我们把智人的出现，视为人类物种在生物学意义上的起点，那么逝者超过生者的时间点，大约在30万年以前。

简而言之，我们生活在被死亡环绕的世界里。

大约两个月前，我在手术室外面等待新生命的降临。深夜的医院早已没了白天时的喧嚣，空荡荡的大厅，脚步的回响能从这个尽头传到那个尽头。手术室门口的大屏上，显示着正在同时进行的几台手术。除了有袁老师的剖宫产，还有一场骨科手术，和一场心脏外科的开胸手术。还显示着几场已经结束的手术。

看着电子屏上不断滚动的信息，有手术的名字，有患者的名字和主刀医生的名字，还有手术的进度。我忍不住在想，医院真是个神奇的地方。生与死，生命中本应相距最远的两端，却会在医院紧紧相邻。

今晚的这几台手术里，每一台都有死亡的风险伴随在侧。而眼前的这个手术室，几乎必定在过去的某个时刻，有人死在里面。这所医院，在我迎接新希望的同一天，就概率分布而言，几乎必定有人和在世的亲人们说了无声的永别。

袁老师的手术很顺利。新生儿科的医生也早早加入，她用布帛把早产儿紧紧包裹，再把氧气瓶贴近婴儿的口鼻，随后把他塞进我怀里。幼小的生命在我臂弯里翕动。医生示意我跟着她走，前往新生儿科。路上，我们一起经过了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区。

那里也许是整个医院离死亡最近的地方。病房外的走廊、前厅，全是重症监护患者的陪护亲属，铺张垫子就在那里过夜。他们不能进入ICU，原因显而易见，却又不敢离得太远，回家或者去附近的酒店，原因也显而易见。

袁老师的产科病房在五楼，新生儿科病房在三楼，重症监护病房在四楼。每天两次，我从五楼下来，经过四楼，前往三楼，去送母乳。穿过ICU陪护的人群，穿过他们平静且疲惫的目光。一夜又一夜，死亡就在里时时刻刻发生着。隔过几米的楼板，新生就在旁边，也时时刻刻发生着。

几个星期之后的一个黄昏，我乘坐高铁自北向南贯穿华北平原。某个刹那，列车经过一片水系，在那个转瞬而逝的电光火石之间，红彤彤的夕阳抓住了一个绝佳的角度，把一缕灿烂的光辉投向水面，反射进我的眼睛。金色的绸带，于碧波中荡漾摇曳。那一刻目眩的恍惚中，我隐约看见一叶小船漂在水上，一位艄公正操桨使舵。耳边，似乎听见渔舟唱晚。

题图摄影：Matt Be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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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本来是铲屎十年。文档创建时间是2020年2月18日。曾经的第一句话是，其实快十一年了。

过了一年，文档重新打开，把标题改为，铲屎十二年。

那时把到这里为止的全部文字，作为曾经的开头。而从前一句话开始，也就是从“那时把到这里为止的全部文字，作为曾经开头”这句开始，也包括引号里的这句，就全都是2026年写下的了。

因此标题也改成了铲屎十七年。

从花卷来的第一天，我就知道，未来某一天，死亡将它带走，是一个发生概率为100%的事件。只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件事还没有发生。

然而十七年前的我，对死亡这件事，其实也没有什么真正的认识和理解。它似乎只是停留在时空的远方时隐时现的抽象概念。只是突然出现在那里，随后就凝固在时空里，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继续靠近。我在理性上，知道死亡的存在。而在感性层面，却不相信它真的会降临。甚至不相信衰老会真的降临。

那时的我们，蓬勃、野蛮、挺拔。有时候回看那些年写的东西，甚至还能想起骨子里的不屈和愤怒。

就像那时的花卷。精力旺盛到溢出。在一切可能的时间里肆意狂奔。从阳台跑进走廊，再突然折返，急转弯时，尖利的爪子在出租屋的木地板上奋力抓挠，以获得足够的抓地力。斜向漂移的姿态，如同一辆愤怒的拉力赛车，在布满砂石的坡道转弯，四个轮子全力输出，对抗惯性带来的反方向运动趋势。紧接着，再从门口起跳，直接跃上沙发扶手，抠住扶手和靠背的皮质包材，三两下就窜上靠背。再弹出，飞过床，飞过桌子，飞上衣柜的顶端。不分白天与黑夜。

就像那时的花卷。与一切人和事战斗。如唐吉诃德一般，猫咪也有自己的风车和羊群。我们与一只拖鞋厮打。后爪蹬住大地，前爪按紧鞋底，牙齿穿透鞋面，如同命运扼住可怜人的咽喉一样，我们也扼住了拖鞋的咽喉，凶猛的大头左右摇摆，扯开肚膛，品尝鲜美的脏器。我们与一条移动的小腿战斗，那条小腿是拖鞋最卑鄙的盟友。静静地蹲伏在巨大门板的后面，腰背紧紧地躬起来，储存巨大的弹力，把自己变成一张拉满弦的弓。竖起耳朵聆听拖鞋承托着小腿靠近的声音，呲啦，呲啦，近了，更近了，抓住它出现的瞬间，松开弓弦，飞身跃起，让爪子和牙齿给卑鄙的小腿刻上血与火的印记，让它知道我们的厉害。我们和一只手战斗。那是一只连着一条长胳膊的手，就像命运扼住可怜人的咽喉一样，它也扼住了我们的咽喉。它扑倒了我们，张开的手指掐住我们的脖子，正中下怀，前爪紧紧抱住它，不要让它跑了，后爪踢那条胳膊。它们是连在一起的，抱住了手，胳膊就跑不掉。踢它，踹它，用尽全力，战斗到最后一秒。我们和空气战斗，空气中有风，带来肉和鱼的气味，也带来危险的气味。空气是最难应付的对手。它无处不在，充斥在四周，无时无刻不注视着我们，窃窃私语。我们挥舞前肢，把风切断，把空气撕裂，它就立刻涌上来，几乎无穷无尽。我们对着月下的空气嘶吼咆哮，似是威吓暗夜中的魔鬼。

就像那时的花卷。心中住着一只猛兽，是做着英雄梦的侠客，想做世界的王。

花卷也像那时的我们。被命运的大手拨弄，开始颠沛，从一个地方迁徙到下一个地方。似乎每一次都是终点了，然而每一次都只是短暂的停歇，再继续下一段对幻象的追逐。曾记得以前上学时和同学去寺庙，大家问我为什么不拜一拜。我说佛祖有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佛祖又有言，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眼前的泥胎塑像，有什么好拜的呢。口中言之凿凿，像是体悟颇深，而当世间浮华在眼前流转闪耀时，手脚都不自觉地奔了过去。

从严格的时间划分上来说，我并没有给花卷铲足十七年的屎。最近这四年多的时间，先是委托朋友，偶尔上门到我家帮忙照顾；之后又让花卷先后辗转另外两个朋友那里，一路奔波，旅居了两三年之久。算起来，大约也只有十三年的屎，是我铲的。

许多年之后，当然也是不久之前，我再一次从大望路的地铁站爬上来，望着路口依旧如织的人潮，必须感叹生活的荒诞。兜兜转转，一切都回到了开始的地方。

我开着老爹的丰田卡罗拉，去了一趟西四环。还是当初的航空箱，还是当时那只肥胖柔软的猫咪。一起运回了燕顺路海军基地研究院。打结的毛发，一点点梳开，扎进肉垫的指甲，忍着痛剪掉，趁着暖气未停，洗了澡，放它在阳光照耀下慢慢把自己晾干。

十七年的时间，改变了很多事。国贸三期从一个大坑建起一幢高楼，朝外大街的商业割了一茬又一茬，东大桥路33号从闹中取静的老式板楼变成了熙熙攘攘的地铁出口。关于死亡，我也嗅到他的气味，听见他的喘息，甚至有那么几次，我们劈面而过，他漠然的面孔唰的一声飞快划过，我觉得似乎已经触摸到它冰冷紧绷的皮肤。我开始留意到，一些人逝去的消息，我开始体会到，再也不能相见的遗憾，我开始看得见，摸得着，那坚硬和无言。有些时候，我甚至在脑海里演练一场葬礼。

橘猫的强健，花卷也许就是一个例子。它确实老了。它已经不能急吼吼突然加速猛冲，也不能蓄满力气弹射起步，直跃上桌子甚至高柜。跳上沙发和床的时候，它必须先把前爪搭上来，再后腿用力蹬起，四肢一齐用力，才能爬上来。砂盆的边缘太高，以至于蹬上去拉屎使不出劲，只见全身都跟着一起努力，甚至憋到肌肉颤抖，也不见成果，只能换用很浅的砂盆。但老得也没那么纯粹。腹下的原始袋依旧饱满柔软，可见几年旅居生涯中，饮食的品质相当不错。一日三餐喝水逛街撒尿造粪，一样不少，仍像少年人一样挑食，也像老年人一样规律。所以可能没那么快死，也许还有一些时日，能让我铲到十八年，或是更久。

铲净猫砂，我喜欢在沙发上坐一会儿。老猫的活动量，也大不如前。它大部分时间，也都在沙发上卧着。有时我也伸手拨弄它的脑壳和后背，轻微的呼噜呼噜声，和沙发坐垫的细微颤动，一起扩散过来。

当深夜来临，我从沙发转移到床上，关灯睡觉。刚一躺下，就能听见客厅里有四足落地的声音，随后是四足移动时指甲触碰木地板发出的咔哒咔哒声。花卷先把前爪搭到床上，再后腿用力蹬起，四肢一齐用力，爬上床来。喵喵叫着靠近。在我的胳膊上坐一两分钟，就去床角趴下，安静一整夜。我半夜偶尔醒来，能听见它走去客厅吃饭，上厕所，然后再回来，重复那一套动作，继续趴在床角。

听过一种说法，说猫晚上要守着人睡，是它认为你死了。肢体一动不动，呼吸也缓慢了，体温也降低了，眼睛也闭上了。若是在野外，这是大限将至的信号，这将引来不怀好意的掠食者。所以它于长夜守望，是绝境长城上的守夜人，阻隔冰霜与黑暗的侵袭。

题图摄影：Milos Lopus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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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在信中这样劝诫友人。为了鼓励人们勇于行动，老先生在羊皮纸上写下这句话时，肯定不会想到，2000年它后会成为一个拖延症的好借口。

贺老师你说什么？只要有个好的开始就能获得成功的一半，真是太棒了。我们只要倾尽全力搞一个特别棒的开始，那后面就能省下好多力气啊，省下的那些力气能为我们制造一个多么超乎完美的成功啊。于是，很是有些在意结果的小伙伴，因此十分在意开始。在意开始，就迟迟不敢行动。生怕破坏了开始之好，以至于破坏了成功的一半。

你看，我们要是随随便便就开始了，那成功的一半就没了啊，真是太可怕了。不能动不能动，再准备准备吧。

当我拖延的时候，常常用这个借口来安慰自己。

二

“只要决定出发，最困难的部分就已结束。”每一本《Lonely Planet》上，都有这样一句话激励人们立刻出发，勇敢踏上旅程。但伦敦商学院毕业生惠勒第一次决定把这句话印刷在风靡全球的旅行指南手册上时，肯定不会想到，在多年以后，它会成为遥远地球彼端一个疲惫的中年人拒绝行动的理由。

惠勒老哥你说什么？出发是最困难的部分。那真是太可怕了，甫一开始就要面对最困难的部分。我降生以来，还从未见过如此艰辛的旅程。我所经历的探索，无一不是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先是爬，然后站，之后走，最后跑。先是牙牙学语，然后叠词词恶心心，之后连词成句，缀句成文，最后阅读练习直到写出好看的篇章。只有魂like的游戏，才会在起点安排一个劝退boss，而我恰恰不是一个魂like游戏爱好者，甚至可以说是苦手。

如此一来，既然一开始就要面对最困难的部分，让人一步就得登天，一蹴必须而就。那还是不要开始好了。

当我的身体和精神都在对抗一个开始的时候，常常用这个理由来开脱自己。

三

在微信公众号的管理后台，可以看见“花骨朵俱乐部”注册于2016年11月，在之后长达14个月的时间里，它都一直叫“新注册公众号”。直到2018年1月，它忽然醒来，改名为“花骨朵俱乐部”。

在遥远的过去，“花骨朵俱乐部”曾经有一个自诩美好的寓意。古语说男人四十一枝花，意思就是字面意思，一个男的，四十岁的时候才迎着风雨怒放。写下这个名字的时候，我正是三十出头，距离盛放尚有十年之久，当然就是花骨朵了。

而俱乐部，则是另一番年轻时的野心。年轻时的野心，曾以为自己能一呼百应，云集景从。想要一群花骨朵啸聚一处，成就点什么。毕竟古往今来多少惊天伟业，其火种最初都在小小的俱乐部中被点燃。那时可能还觉得人生永不老，所以夸下海口，叫嚷着四十岁以后改名为“大红花俱乐部”。

在改名之后在三年多的时间里，这个账号安静得像森林里受惊的小兽，没有发出一点声音。自然也没有增长过任何一个关注者，甚至连我自己都假装忘记了它的存在。没有开始，也没有出发。当然也就不用担心会破坏到成功的一半，也无需面对最困难的部分。直到2020年。

今天我已经想不起来当时的动因。或许是总有朋友鼓励，或许是反正博客也还在写直接搬运也很省事，或许是禁不住诱惑觉得可以赚点打赏，又或许单纯就是太闲了。总之就像西西弗斯在山顶松了口气，就像光滑轨道上的小滑块受到了撞击，就像静止的质子被置于平行板电容器，就像固定的单摆脱离了锁闭。在随后的一年时间里，我完成了自认为自写博客以来最好的几篇。

四

原来“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只是一句鼓励人的吉祥话，“只要决定出发，最困难的部分就已结束”也只是一句激励人的祝福语。就像恭喜发财，万事如意。是愿望，是预期，是文字编织的想象，是修辞虚构的意义。

开始就只是开始，出发也只是出发。就像结束就只是结束，终点也只是终点。因为这样那样可说的不可说的想说的不想说的理由，我不再写了。

在漫长的沉默之后，突然有一天，我想试着重新表达。我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表达的能力，也失去了观察的能力。说不上谁是因谁是果。是因为表达停滞了，所以观察也衰退了。还是因为观察失焦了，所以表达也枯竭了。也许二者根本就是同一件事。

我看不见，也听不见，理解不了，想不明白。

五

远方的朋友说，你就是西西弗斯。而加缪也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想象西西弗斯是幸福的。我似懂非懂。但我知道自己必须观察，必须表达。西西弗斯要推石上山，我要写这些无人欣赏终将消逝的文字。

原来最困难的部分确实是出发。而付出一半的全力，也未必就能有一个好的开始。

和许多年前一样，我仍然不知道方向是什么，不知道终点在那里，不知道自己会走多远，又会在哪里停下。

就像沿着斜槽滚下的小球，平行于地面飞出。

题图摄影：SJ Obj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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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官府里的文职，都叫做刀笔吏。据说源自使用简牍的时代，如果竹片上有错误，就需要用刀子刮掉，重新书写。因此读书人和政府工作人员这类常年和文字打交道的人，都随身带着刀和笔，故称刀笔吏。

这也许有点像我读书时用胶带粘去书写时的错误，因此笔袋里常年要准备一两卷新胶带，那么沿用古时的叫法，我们这一代学生如果做了公务员，也许都可以叫做胶笔吏。

纸张很薄，而用胶带粘去错处时，也一定连带着要粘去一些纸张上的纤维层，所以同一个位置，通常只能修改一次。若是再错了，就只能划掉重写。这大约可以强行理解为某种隐喻，改正错误的机会只有一次，若是没有抓住，就必须推倒重来。

犯错而不能修改的压力，会把人导向完美主义的两个面。按照心理学的定义，一种叫做积极完美主义，积极完美主义者会积极寻找方法继续向前推进；另一种叫做消极完美主义，消极完美主义者则会陷入不完美焦虑，我们犹豫不决、过度谨慎、害怕出错、过分在意细节和讲求计划性，是拖延症的重要诱因。

我想这就是今年到目前为止只写完了七件东西，却撇下了十几件半成品的一半原因吧。

另一半的原因，似乎也和笔与刀有关。动笔如动刀，就是我现在的感受。锋刃还是向内的。

郁达夫曾经在1927年的文学周报上发表《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文中他说“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是千真万真的。”我亦深以为然。

在我有限知道的几位写作者中，不止郁达夫一人表述过类似的意思。J.M.库切在接受采访时说“所有创作都是一种自传”，这句话恰好回应了人们所认为的他对自传的热情，回应了他在作品中喋喋不休的倾诉，回应了诺贝尔评审委员会一阵见血的评价“库切小说中……个人的情绪随处可见”。

据日本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川合康三在《中国的自传文学》一书中的考证，我相信郁达夫和J.M.库切表述的观点，是源自法国作家阿纳托尔·法郎士的名言“所有的小说，细想起来都是自传”。

掉了这许多书袋，其实只想说一件事，就是我与许多大师之所见，略略同。

既然一切创作，都是作者的自传，那么我每每提笔，所做之事，就是一次严酷的自我剖析和审视。就是拿一柄柳叶刀，切开胸前的皮肤，剥离甲状肌和结缔组织；再拿一把电动胸骨锯，劈开胸骨；接着用一架撑开器，将胸腔打开。裸出心底的全部阴暗，摊在无影灯下，先供自己检视，再细细过筛，选好这些可与人言，那些不可与人言。

小时候不会写作文，总被老师批评说，没有真情实感。当时总也不明白，什么样才算真情实感。后来才慢慢明白，原来是要看看自己的本心，内心的真实想法就是真情实感。也终于才能在教育一届又一届新辩手的时候告诉他们，要想感动别人，首先得感动自己。

到如今又过去了许多时候，我又终于明白，面对自己的心是一件有那么一点点痛苦的事。

动笔如动刀。

曹操在《短歌行》里说，去日苦多。上学时候背诵，别的句子都理解，唯有这句，不能体会。心说明公你今日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不世的功业近在眼前，这是何等的气势如虹，怎么也感叹起时不我待了呢。

今天重新翻出这句，才恍然大悟，若是按照苏轼《赤壁赋》的说法，曹老板建安十三年末对酒当歌，其时已经五十三岁了。

过去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我都在使用一份名叫笔能杀人的奇怪简历。我自负地说，因为笔能杀人，你看连主席都夸屈子手握杀人刀，所以我的笔也能。从辩手的角度来看，这是典型的常见逻辑谬误之语义模糊，或者说这是一个使用了语义模糊技巧的诡辩术。前前后后，也吓唬了不少朋友。希望从明年开始，就不必再用那份简历了。

苏轼在黄州写《赤壁赋》时，四十五岁，谪居惠州时，五十七岁。如今我比他提早二十年来到岭南，带着笔，就像带着刀。除了要锋刃向内，也要试试它向外时，到底还能不能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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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门口正对一个丁字路口。紧邻路口的公交站，既要停靠燕郊镇上自己运行的公交车，也是往返北京的城际公交的站点。每天早晨在这里等车的人很多，因此很多私人运营的大巴也把这里设为一个上车点，晚上返回时自然也在这里下车。不少黑车也在这里揽客，返程时在此卸客。交通要道，人流如织，就有人来赚点小钱。

早在入夏之前，路口的拐角处就开始聚起夜市了。先是卖水果的小贩，用电动三轮车趸来应季的水果，挂上自产自摘的牌子，卖给来往的行人。除了草莓、西瓜这类本地水果，燕郊果农能够自产自摘的玩意儿，也不乏菠萝香蕉芒果榴莲这些神奇物种。也见过不止一位家里必定有千顷良田的富豪果农，每样应季的果子，他家的园子里全有。

几乎和水果贩子一同加入的，就是菜贩了。菜贩和水果贩不同。水果贩通常每次只卖一种水果，昨日是西瓜，那就一车西瓜在这里卖，今日是菠萝，那就一车菠萝在这里卖。至多两三个品种搭配在一起。到了夜市，也不必卸货，买主就围着车子挑选。菜贩的电动三轮上，则必须样样齐备。车子一停稳，就把一个个白色泡沫箱从车上搬下来，在马路牙子上一字排开，这箱是黄瓜，挨着还有一箱秋黄瓜，再过去是窝瓜，可以切开卖的南瓜和冬瓜……另一边延伸过去，菠菜、油麦菜、娃娃菜、小油菜、生菜、洋白菜这些叶子菜也都有各自的泡沫箱，另外还要有一组香菜、蒜苗、韭黄、大葱、小葱、豆芽、香菇、平菇、柿子椒、尖辣椒……一个菜贩的阵地展开，少说也要二十几个箱子。阵地上随手放着成扎的塑料袋，买主自己扯几个，就往里捡菜，全部挑好，再一股脑交给菜摊老板，老板依次称重，算好价格与买主交割。

一般这样一个规模不大的夜市点，也就能容纳两家菜贩的生意，水果商人可以多装几家，只要所卖的水果种类不同，基本可以和谐共处。

有了水果蔬菜，就能聚起基本的人气。随之而来的，就是卖针头线脑小吃卤菜的小贩了。他们所需的空间不大，为了显眼，多半会搭一两张桌子让自己的商品高过别家，有些讲究的还要摆个堆头。这边垒一个三棱锥，那边砌一堵五寸墙。

再之后加入的就是服务业。有给手机贴膜的，有给指甲上色的，有给点痣改命的，有给脚气杀菌的，有给全屋除虫的。万千服务业中，夜市上最受青睐的，还属餐饮业。其实种类也不太多，人民群众对食物的期待，大约仍旧集中在高油高盐高淀粉几个形容词上。炸个臭豆腐、烤个鸡肉串、拌个牛筋面、摊个夹肠煎饼、炒个米饭加包辣条。谈不上什么美味，但足以抚慰深夜晚归的人们，孤独而疲惫的胃。

袁老师每周日回三河之前，都会给我准备一冰箱的饭菜。但要想吃到这些完成度95%的饭菜，仍要再补充5%的劳动。所以我也经常在小区门口的夜市上，随便买一点吃的，以便把5%的劳动，压缩成收拾外卖盒、再扔掉垃圾袋。

我最常光顾的，是一对夫妻开的炒饭摊。也是加装了电力驱动设备的三轮板车，后斗改装成移动厨房。以罐装的液化石油气为燃料，架起一口炒锅，矿泉水瓶子分装了油、水和液体调味品，除盐和辣椒之外，炒饭用的其它香料什么孜然粉五香粉都提前混合配好盛在一个大铁盒子里，依口味轻重添加。除了炒饭，夫妻俩也做炒面、炒饼、炒河粉、炒米线。也可以任意几种主食排列组合，只要你敢点，老板就敢炒。

炒法全都一样，如果你没有特殊要求，那就照着老板的口味喜好来了。先是倒油，油热之后炒鸡蛋，鸡蛋打散就下菜。菜也没什么可选，只有豆芽和包菜。菜翻个半熟，就加盐加辣加一大勺木色的香料粉，各种瓶罐里的各色液体都加一份，再加入买主选的主食。猛火翻炒一阵，再滋点水进去，再猛火翻炒一阵，表面的水分逼干炒出锅气，就关火出锅。我每次都是点炒饼，多加一个鸡蛋，不要豆芽，多放包菜，辣椒正常，盐和香料都减半。去得多了，不需多加叮嘱，老板自动就帮你切换配置了。

倒也不是多好吃，而是炒货的外带包装，包括了一个饭盒、一双筷子，这样回家就不用再备碗筷，外面还套着一个塑料袋，这样吃完可以直接兜走，在第二天下楼扔掉之前，还可以再盛一些其它垃圾，方便到极点，一点痕迹没有。

但味道也还可以，得益于辣椒和各种香料的充分使用，再加上饼丝这种自身就碳水丰富味道怡人的食材，每份炒饼的口味都能介于能吃和好吃之间，比较靠近能吃的一个位置。对于一个深夜晚归孤独而疲惫的胃而言，谈不上抚慰，但足以抚喂了。

偶尔也有几次，听老板讨论时局。当然，小商贩们讨论时局，都是从切身利益出发了。夜市的老板们，三句话不离城管。老板意思是，城管下班下得太晚了。要到晚上7点之后，他们才能出摊。而这个路口，从下午5点就开始上人了。一天算下来，得少卖十几份，一个月就少了四五千的收入。

幸而城管是往返巡逻的，并不总在此处驻扎，因此还可以打游击。估摸着城管的巡逻时间，逮住空当就能提前出来一会儿，说不定就做了一两单生意。算下来一个月也能补回一些。但也得小心，被城管抓住，就好几天白干。若是说点好话交点罚款把车子讨回来，那游击还能接着打，要是赶上真抓实干整治市容，车子就彻底被查没了。

每说到此处，又免不了与旁边的小贩交互几句，彼此笑骂着附和，说之前附近卖水果或是卖臭豆腐或是卖煎饼的老张老陈老徐老王，城管来时跑慢了，车就被抄走了。一半唏嘘感慨，一半幸灾乐祸。

随着炎夏降临，夜市也日渐庞大。而人都从外侧流过，卖家们又都想贴着人流最盛的地方。我每天从这里过，亲眼看着夜市一天天外扩，就如菌毯一般，从路边的道牙石上，蔓延到柏油路上，从慢车道蔓延到快车道。在路口拐弯处，足足占据了半条马路，里外三层，都挤满了买主和卖主。

大约上个星期的某一天，接近晚上10点，我在店里关了灯锁了门骑车往家走，路上想着，要在小区门口的夜市买一份炒饼，以省去那5%的劳动。渐渐靠近路口，就看见，以往熙攘喧嚣、远远地就能听见叫卖的录音小喇叭拼力呼喊、嗅见呛人烟火气的夜市，消散了。

路边停着一辆彪悍的城管执法车，车窗贴着厚重的遮光膜，反出漆黑的颜色，车顶黄蓝两色的警示灯，无声地闪耀着。原先夜市的菌毯上，点点散落着许多白色塑料袋，像一个尚未打扫的战场，能轻易地看出交战的一方丢盔弃甲溃不成军。

接连几天，城管的执法车像是一头始终逡巡于巢穴附近保护新生幼崽的猛兽，无论多晚，都能在路口见到它的身影，坚守岗位。

但也正如猛兽也有疲惫松懈的时刻。经历了一个多星期的值守，它在某个晚上消失了。第二天晚上回家时，我在小区门口见到了一个面孔十分熟悉的水果贩子，趸了一车芒果，挂着自产自摘的牌子，默默地守在路口拐弯处。

我想一想，决定这样完成本篇的总结陈词。论及平凡人，古人喜欢使用草芥的意象，是多么得恰如其分。一方面，我们于大道旁枯萎衰败，风吹即倒，任由车碾马踏。

而另一方面，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年复一年。

题图摄影：Salman ALQaht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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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早晨，出了商场电梯往店里走，远远地还没到，旁边商户的导购就跟我说，你们家飞了一只鸟进去。芥末又惊又喜地赶在前面去看稀奇，我跟在后面欣喜于芥末对世界与物种的好奇心，同时心里想着另一件事，并高喊着脱口而出，它可别把屎拉在里面。

有那么几年，家里养过一段时间的鸟。但并不是作为宠物而养的，而是作为畜禽养殖经济的组成部分。大约二十年前，北京的鸟市曾经以牡丹鹦鹉为投资标的，蔓延出一系列小型观赏鸟类的价格飞涨，上演了一场荷兰郁金香式的、长春君子兰式的泡沫膨胀，与破裂。

我的父母，当然是不掌握什么高深的金融知识，说不出更没听过泡沫经济、游资炒作这些名词。远在世界尽头、久在三百年前发生的泡沫往事，想必从未出现在他们的见闻中。即使近在十余年前的20世纪80年代，发生于长春的君子兰泡沫，可能也只是在当时作为过眼即散的新闻轶事有所听说，从未有过真正的认识。

因此，在朋友的引荐下，正在国企下岗浪潮中挣扎的我的父亲母亲，怀揣一夜暴富的美梦，在家里的阳台上搭起鸟笼，饲养了数对肩负着我们全家财富自由使命的小鹦鹉。盼望着它们筑巢、抱窝、繁育，把小鸟变成金山。

繁育的笼子和观赏的笼子，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形状。当然了，形状不同，源于功能不同。繁育的笼子为了堆砌方便，都做成整齐的长方体，一个摞一个，在最小的占地面积里，养出最多的鸟。每个笼子的底部都垫了扁扁的塑料方盒，承接鸟粪和其它废物垃圾，上层的粪便就不会淋到下层。方盒做成抽屉，可以单独取拿、清洗、更换，而不用每次都拆开笼子，十分方便。

笼子虽然堆砌得十分繁密，但每个笼子的空间倒并不紧张。为了让鸟儿们心情愉悦认真搞对象，不但要空间开阔、水米充足，还得布置高低的树枝、秋千供它们抓踩娱乐，就连洗澡都得安排两套装备，一套用来盛放日常沙浴干洗的细沙，一套用来盛放暑天戏水降温的清水。

鸟窝也得给它们预备好。鸟窝统一装在鸟笼的左侧，是一个上下两层的木盒。上层有圆孔连通鸟笼，供成鸟出入觅食。成鸟从楼板上开好的小洞，进入更深的下层，就能发现一个在鸟窝深处的庇护所，会自觉地在这里产卵孵化。在鹦鹉看来，那是十分安全的所在了。但那最深处所紧邻的木板，却是人类设计好的一扇推拉门。趁着大鸟离巢觅食，人就可以轻松地拉开后门，直抵鸟巢深处，检视鸟蛋的孵化进度，和幼鸟的生长状况。

在鸟市的狂热退潮之前，我站在鸟笼跟前，观察过那些色彩斑斓的小鸟怎样吃饭喝水沙浴戏水，怎样站在树枝上排泄，见过雌雄两只怎样嬉戏追逐相互梳毛，学会了手里捏着瓜子逗弄它们时如何不被啄伤，也学会了把鸟蛋圈在食指和拇指之间再用手电筒照射来辨别孵化的进度，还曾把受精失败的白蛋煮熟试吃，曾趁着大鸟离巢时拉开鸟笼的后门去看那些拔了毛的小烧鸡似的雏鸟，看它们闭着眼张着嘴嗷嗷待哺。

但我从未留意过，那些不能离巢的雏鸟，如何排泄。当时也并未想过这个问题，可能那时候我还不懂得屎尿屁在现实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吧。

很多年以后，在新乡。王霖家的单元门口，落了两只燕子，筑了巢。其实很明显，但我在巢下往来了几次也没留意，直到我妈妈指给我看，我才注意到。巢驻在楼梯间的墙壁上，因此只需在楼梯上多上几阶，就可以探头看到鸟窝里面的情形。

燕子在鸟窝里下了蛋，外面感知不到任何变化，直到第一只雏鸟破壳。它破壳的第一秒，就开始啼叫。路过的人就能听见声音。等所有的雏鸟都孵化完成，站在稍高的台阶上往里看，就能看见一颗颗棕红色的光秃秃的小脑袋，一个挨一个，来回攒动。但并不发声。等到外出觅食的成鸟一飞回来，刚站在鸟窝边上，这些小脑袋就立刻全都伸长脖子，朝天张着嘴，叽叽地鸣叫。成鸟就从嗉子里，反出存好的食物，依着喊叫的卖力程度，依次填进雏鸟的嘴里。

但是填不满的，很快成鸟的嗉子就空了，转身再飞走，不一时又飞回来，继续喂食。一雄一雌两只燕子，往来穿梭，几乎一刻不停。其实也分不清哪只是雄燕哪只是雌燕，只是常在傍晚时，见到两只燕子立在单元门外只有屋檐高的电线上，短暂地休息。在电杆下仰望，能看见它们雪白的肚皮。擦山落日的余晖下，头背上的羽毛泛出深蓝色的金属光泽。

过不了几日，雏鸟就长出稀疏的白羽，叫声更加嘹亮，成燕也更加忙碌。再过几天，就能看见燕子窝下方的地面上，围了一圈白色的粪便。原来稍大一些的雏鸟，就会学着头朝里站在鸟巢边缘，屁股高举伸在外侧，解决如厕问题。禽鸟的肠子又短，吃得快，排得也快。大鸟飞来喂食，就看见一个个屁股收回去，一个个脑袋冒起来。喂完飞走，又看见一个个脑袋消失了，一个个屁股举起来。

就是围观了许多次雏燕屁股的那一天，我突然产生了好奇。这些雏鸟已经破壳十多天了，才开始把屎拉在外面，之前站都站不稳，更爬不上巢沿，难道就直接把屎拉在窝里吗？

必须再次感谢伟大的互联网和搜索引擎，让我轻而易举就寻得了问题的答案。它们就是把屎直接拉在窝里，而成燕会把雏燕排泄在巢内的粪便吃掉。一方面，是为了清洁鸟巢，另一方面，雏鸟的消化系统尚不成熟，粪便中仍然含有未吸收的营养物质，吃掉这些粪便，成鸟的觅食压力也降低了。

尽管看了好几天雏燕拉屎，我最后也没有等到王霖家单元口楼梯间那一窝小燕子羽翼丰满离巢远飞的史诗时刻，就返回北京了。

之后好几年，我都喜欢在吃饭时，和朋友们聊一聊楼梯间的燕子窝，问问他们是否知道尚未离巢的雏燕如何拉屎，再给他们讲讲我曾站在台阶上探着脑袋仔细观察过许多次的棕红色的雏燕屁股和奶白色的燕子粪。

但我这几年似乎再没有见过屋檐下的燕子窝了，只见到许多黑白的身影在春夏交替时穿梭在楼宇间。至于它们在某个安全的所在筑下爱巢、繁育后代，它们的后代叽喳着用粪便在巢下的地面上绘出一个整齐半圆的画面，再也没见过了。

直到一个月以前。

商场只有一组电梯，一部货梯一部客梯紧挨着。为了货运方便，一楼的电梯间有一扇面北的安全门昼夜常开，内侧的门楣正中有一盏安全出口的提示灯。不久前飞来了两只燕子，以提示灯为基座，筑了一座巢。之后便偶尔见到两只燕子，有时是一只，从安全门飞进飞出，从出入电梯的员工、顾客身侧，飞梭一般穿行。或是就静静地站在鸟巢上。

如果一切顺利，进出商场的人们，很快就能听见燕子窝中的叽喳声，在安全门的正下方，见到一圈白色的燕子粪，如果地形不熟运气不好，很可能就在通过安全门时，被砸个正着。我每天从门下过，都会抬头看看，侧耳听听。有几次甚至想搭张桌子爬到门上去看个究竟，又怕惊走了燕子。

一个月过去了，安静如故，也不知是否生了变故。

星期六早晨，我跟在芥末后面进了店里。开了灯，正看见一只拳头大的小鸟站在射灯下方的空地上，像是舞台正中的歌唱家。见到人来，它也不怕，扑棱着飞了一圈，又落在一个供儿童玩耍的攀爬架上。我带着芥末在下方仰望，能看见它雪白的肚皮；3500K暖光灯的照射下，头背上的羽毛泛出深蓝色的金属光泽。

我给袁老师发消息，说店里进了一只燕子。袁老师说那是要有喜报了，又问是不是电梯间门口那一家的。谁又知道呢。但愿它没有迷路，但看着它在天顶吊下的灯轨间盘桓，我总觉像是什么深刻的隐喻。

过了一会儿，袁老师也到了。芥末叽喳着跟她说，早晨在地上见到一只燕子，见它在地上蹦跳，又见它飞到攀爬架上，又见它飞走又飞来，又见它在屋里转圈，又见它再飞走。

我很欣慰芥末的语言组织和丰富表达，也很欣慰燕子没有在店里拉屎。

题图摄影：Jeremy Ricket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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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为什么相爱，又因为什么结婚？这两个问题看似应该指向同一个答案，但在许多人的真实生活中，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指向我们愿意为什么样的生活付出，一个问题指向我们能够获得什么样的生活回报。只有运气非凡的人，才能给这两个问题找到相同的答案。

人们读《围城》时，对方鸿渐这个人物，多有怒其不争的评价，在自己怯懦的性格驱使下，一次次回到原点，一步步走进死局。也有人大讨其论，以哲学家的姿态振振有词地提问，究竟是人的原因使生活一地鸡毛，还是生活本来就是一地鸡毛。

我想我们武断地说生活本来就是一地鸡毛是不负责任的。但现实是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地鸡毛。每个人的生活里，哦不，应该说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太多的糟烂事。人生在世，有两件事不可避免，一是纳税，二是糟烂事。

这些糟烂事多到什么程度呢，多到许多避世无争的文人墨客都觉得忍无可忍到不吐不快的地步。甚至这些吐槽苦水都比比皆是连篇累牍汗牛充栋，最后被充满智慧的劳动人民发现原来谁也没有例外，一句话总结说不如意事常八九。刘震云甚至专门写了一本《一地鸡毛》，把日复一日五花八门层出不穷的糟烂琐事集中到一个人身上，生活把他撕扯得稀巴烂。

更至于谁要是心里糟烂事少一点，就当浮一大白，写几句诗狠狠地跟街坊邻居同事朋友炫耀一番。比如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又比如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再比如岁暮清淡无一事竹堂寺里看梅花。

玩笑地说，生活本身的混乱，根源可能在于热力学第二定律——孤立系统的总混乱度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但认真地说，身处其中的人，无疑在增加总混乱度的方向上，添加了不少努力。

在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我一直是个菜鸟。朋友也少，社交也少，许多时候都要依赖袁老师指点。但我一直认为，每个人彼此相见时，都是带着各自的历史。即使是清白无一物，也是历史的一种。若要接受一个人，就必定要接受他身后带着的历史，因为今天的他就由他背负的历史塑造。一些在时间中消散的幽灵，总会在未来某个时刻重现，从久远的过去投射下长长的薄薄的浮动着的魅影。

因此，我愿意接受的人，极少。

可惜所有关于人性的问题都没有最终答案，所以才会有杀手莱昂和小女孩玛蒂尔达在楼梯上的对话：

——Is life always this hard, or is it just when you’re a kid?
——Always like this.

不过我觉得，钱锺书先生以锋锐的刀笔剖开人心，把每个人内心深处的一点阴暗放在阳光下晾晒时，仍保留了一丝温柔。

似乎所有读者都不讨厌的一个角色就是唐晓芙，书中恰恰没有交代唐晓芙的结局。据有心人分析，因为唐晓芙深受作者所爱，不想她坠入婚姻生活受苦，所以让她嫁给了钱锺书。

在博客右侧的边栏上，是我准备读正在读和已读完的书目。每新开一本，就在书名后面括弧写上红色的进行中，每读完一本，就在书名后面括弧改为灰色的已完成。期望是以此为激励，同时也是为炫耀，可以让书目的列表越来越长，尤其是做了灰色已完成标记的书目越来越长。灰色是个浅淡的颜色，意在凸显其内容的不突出，强调其低调。很长时间以来，我都对自己排布的这点机巧骄傲不已。

但是今天，我在《围城》后面括弧写上灰色的已完成时，突然觉得此时就写完成，实在是太草率了。

因为所谓完成，也有显然的分级。譬如小朋友吃饭时说我吃完了，推了碗就要跑，你若伸头去看，大概总能在碗里发现未清扫的饭粒，盘外撒落了青菜叶子和胡萝卜丝，丢在旁边的排骨和翅中上也残留着不少难啃的肉丝。即使是个极乖的孩子，碗盘都一扫而空了，在他推碗将跑时你捉住他，也必定会看见他正鼓着两个腮帮子，努力地咀嚼刚刚填进嘴里的饭菜。

此时所谓我吃完了，不过是着急下桌去玩耍的借口，至于饭食滋味如何，等下会不会肚子痛，并不重要。

而我的完成，只不过是把书里的字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就把杯盘碗碟匆匆丢进水池，兀自鼓着腮帮子拼命半嚼半吞，一边发表感慨说，这一餐实在是很美味。

于是此时所谓已完成，不过是着急给激励画个形式上的句号，以便立刻拿去炫耀。恰如方鸿渐的自作聪明。

在1980年《围城》再版之后，杨绛先生写了一篇《记钱锺书与<围城>》，文中提道，钱锺书写此书时，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初读此处时，我十分兴奋，原来大师一天也只写得出五百字，我虽时时词穷，但兴致上来也不止五百字，足见我的笔力之强，说远在大师之上那是不敢当，但若说比肩巨匠，显然是绰绰有余了。

但细细再想，原来只是在这个项目上产出五百字，至于其它项目的产出，必定是车载斗量不可计数。

想到此节。叹口气，搓搓手，罢了。

题图摄影：Oziel Góm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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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比较年幼的时候，还是有过一些爱好的。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学校里课业一天比一天紧张，不但自己没时间，同好也难求，于是爱好也基本都逐渐淡出了。真正谈得上一以贯之的，大概是一件也没有。

所以到了今天，若是有人问我，有没有什么爱好。我都觉得这事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说有吧，真是麻绳提豆腐一点也拎不起来；说没有吧，各种偏门居然也都略会一点；说是会一点吧，和行家里手一搭话，就要处处显出无知来；说是不会吧，碰上不懂的还真就可以用这点门面功夫一蒙一个准。

大致如此，年幼时的各项爱好，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消磨之后，就都处于一个一瓶子不满一瓶底晃荡，这么一个水准上。

但是这许多半途而废的经验，也有好处，至少我知道学习的关隘在哪里。当然也许只是前几个关隘，后面的我还没机会窥见。

第一个关隘是兴趣，过不了这一关的，连门都入不了。

第二个关隘是热情，从兴趣入了门，学点皮毛很容易，再往前深入，仅凭兴趣已经不能提供足够的动力了，因此需要倾注热情，才能迈上进阶的台阶。

第三个关隘是意志，任何学习都必然要面对枯燥，它是前进的客观属性，它不会因为主观上有兴趣有热情就不存在了，反复的练习，就像反复的回炉淬火，再回炉再淬火，一次次地锻炼足以磨光兴趣打散热情，而且我觉得，真正能够更进一步的人，也必然超过了兴趣和热情这些感性的驱动，只有冷静理性的意志力，才能像核反应堆一样，成为长久稳定的动力源。

第四个关隘是热爱，我们以兴趣入门，再凭热情深入，之后依靠意志穿越一片漫无边际的深邃黑暗，最终到达的彼岸，往往不是光明，而是虚无。就像一艘远航的星舰，跨越千万光年的遥远，最后并没有遇见一个美丽新世界，而是空荡寂静的一片深色虚空。若在此时不能找到热爱，也就止步于虚无，不能再向前了。

那关于我学习一件乐器这件事，现在遇到第几个关隘了呢？

答案是还早着呢。过几年我的“一瓶子不满一瓶底晃荡”的爱好清单里，可以再添加一项，我就很满足了。

Warning！AV画质音质慎点！

谢谢观赏。鞠躬。

题图摄影：Rom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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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总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又有故老相传，人在江湖飘，哪有不挨刀。又有古谚曰，瓦罐不离井口破，将军难免阵前亡。

店里最左侧的边界，紧挨着一条通往安全通道的走廊。走廊的对面是商场自己实体的砖墙，砖墙上开了门，分别进入母婴室、开水间和厕所。我这一侧在建筑图纸上只有两根相距8米的柱子，没有墙壁。之前的商户在这一段紧邻走廊的边界上，两根柱子之间，竖起了六面顶天立地的大玻璃，玻璃紧挨在一起，共用一个超大外框，组成一面整体的落地大窗，也是一段全透的墙壁，通透，漂亮，一览无余。站在玻璃墙里，可以清晰地和对面厕所和母婴室里进进出出的人，面面相觑。

装修的时候，为了好看，主要为了省钱，就保留了这一段玻璃墙。

这段玻璃墙，就是河边的鞋，江湖的草，井边的罐缶，阵中的兵将，在它在边框里立为高墙撑住天地的那一刻，就注定了将有一日被淘气的娃干得稀碎的命运。我，作为一个经营一家遍布淘气的娃的淘气堡的在职小企业主，自上岗的那一刻，也就注定了要填补亲眼目睹巨幕玻璃墙被干得稀碎，并为此损失金钱耗散精力的人生空白。

那是一个星期六，生意很好，里里外外挤满了淘气的娃，我满心欢喜看着财务数据像坐了窜天猴一样飞上五层楼那么高。正得意洋洋盘算着宵夜的时候，一声巨响，就如窜天猴在半空中炸裂了一般，在我耳边爆起。

我循着声音望去，玻璃墙外从前通透得无法察觉的光亮，突然泛起了点点粼光。似乎有什么特殊的物质阻断了光的直线传播，让它们在空间中经历曲折，用混沌的无法尽数的折射与反射，创造了一片五彩。我带着疑惑一点点走近，随着我的位置变化，那粼光也变化万千，起伏闪烁。在遥远的北方，一座逼仄的小城，一间普通的商场里，一面随处可见的玻璃上，我仿佛看见了夕阳下的洱海。

我还听见了一串绵延不绝的声音，最初时它们似曾相识，时间只过了一秒，我就想起在何处曾听过。那是大卫·爱登堡爵士倾情旁白，BBC探索频道2011年出品的经典自然纪录片《冰冻星球》中，冰川碎裂的声音。巨大的冰川在自身重力的作用下，与陆地的辽阔冰原崩裂，坠入大洋，先进的摄影和收音设备，如实记录了自然界摧枯拉朽的宏大力量和那力量发挥作用时迸发出的震撼人心的怒吼。

我一步步走到玻璃墙前面，终于看清了夕阳下的洱海，摸到了格陵兰的冰川。钢化玻璃的强度在最初的那一刻就同时崩解，裂纹瞬间遍布了整面玻璃，同时还在眼睛看不到的细微处继续蔓延，发出与地球上最雄浑的自然现象之一相同的声音。而我，突然又明白了龙泉青瓷早已失传的陶瓷烧制工艺——冰裂纹是因何得名的。果真是浑然天成，妙手偶得。

玻璃没碎，但强度已经荡然无存。我赶紧把围在近处好奇围观的几个小朋友拽开，同时已有另几个淘气的娃，指着又一个淘气的娃，冲着我嚷嚷说，叔叔是他干的。据周围几位亲眼目睹了全过程的家长描述，再经过我文学化的修辞，确实是那位淘气的娃，向着玻璃加速，飞身跃起，张开双臂，像一只飞鼠从一棵树梢飞向另一个株枝头一般，越过半空，又像汤姆和杰瑞里的小蓝猫一样，整张人都扑在了玻璃上。

小朋友显然和我一样，没见过玻璃碎裂这种大场面，当时就有点吓蒙了。小朋友我倒是认识，每逢周末都来的老朋友。叫来小朋友的家长，让小朋友自述了事情的经过，又听围观的小朋友和家长七嘴八舌添油加醋叙述一番，再调出监控录像核对，最后摊开小朋友的手掌一看，掌心握着一枚磁石，边角锋锐。物理数学不分家，力与运动物体的加速度、质量成正比，力矩与力臂成正比，压强与接触面积成反比、与压力成正比，玻璃强度只与压强有关，一点崩溃，全面崩溃。那么大的一面钢化玻璃，就这样被一枚锋利的小石子，给干碎了。

我们两口子，都是讲道理的人。愿意和讲道理的人交朋友。所以一直也能和这位小朋友的父母聊得来。发生了这样的事呢，自然是大家都不想的，本着和气生财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原则，双方各自分别忍了一些委屈，窝了一些火气，吃了一些苍蝇之后，最终在钱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询了几家玻璃厂的价格，最后选了殷老板介绍的一家。最便宜。殷老板是我们认识的一位承包装修工程的先生，曾给周边的店铺做过装修，在围观看热闹时认识了，后来也帮忙给我们做过几件小活。谈不上有深交，但也说得上几句话。在我的视角里，此次更换玻璃他没有出镜，只通过语音和文字贡献了几句台词，但却是一位不可或缺的线索人物。

几天之后，新玻璃做好了。第二个星期六的上午，玻璃厂的师傅问我，是否可以下午一点来安装。我当然拒绝啦。因为在确定了价格和工期时，我就与中间人殷老板商定了，安装时间有两个限制，一是需要提前一天告诉我，才能与场地方报备协调；二是不能安排在周六日，因为场地里人太多，无法施工。

时光飞逝，就是新的一周。星期一的傍晚，我询问玻璃厂何时能来安装，回复说不能确定，但同时也打保票说这周能装上。我想着，日子还长，也不着急。岁月荏苒，就到了星期二的傍晚，我询问玻璃厂，周三周四是安排哪天，我得提前跟场地方报备。回复说，周三周四肯定不行，工人都没时间。我算了算日子，又问，那是不是就可以确定是周五了呢。回复又说，周五也不行，同时抱怨说，上周六下午一点已经安排了人过来安装却让我拒了，颇有点如今的后果需要我自负的意思。我就有点挠头，也有点恼火。遂发了一长串文字过去，大意是我这边周末不能装、提前一天报备的要求都是一开始就告知了，这周装好又是贵厂自己许诺的，怎么又推三阻四不能完成了呢。

这时我已经能够隔着屏幕感受到玻璃厂的师傅对我这个客户的厌烦，像极了我遇到店里的会员办卡时要送这送那到期了用完了又要延期蹭便宜时，发自内心又极力忍住不能使之怒形于色的厌烦。内心戏是我宁愿不赚这个钱，也不想跟这位打交道了。

玻璃厂的师傅也回复了一长串语音，大意是安装时间的两个限制，殷老板也没跟他们说清楚，所以其中的乌龙种种，也是委屈万分。

不多时，殷老板打来电话，解释了玻璃厂人手的紧张，若是不着急，就等下周厂里的工人回来再装；若我确实着急，需得再加一点钱让他们可以临时请个外面的工人。本着和气生财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原则，双方各自分别忍了一些委屈，窝了一些火气，吃了一些苍蝇之后，最终在钱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今日起个大早，看着工人卸下玻璃运进货梯搬到走廊，敲碎旧玻璃，装上新玻璃，打满玻璃胶，清扫玻璃渣，收工结账走人。

玻璃墙对面是洗手间，洗了手出来的人都喜欢把湿漉漉的手在空气中甩一甩，抽抽风干得快，细碎的水滴凝了微尘溅射在墙外面，日积月累就有一层层水渍泥痕。更换过的这一块崭新无匹，一尘未染，比旧玻璃干净许多，窗外的光亮通透得无法察觉。

玻璃换好了，我总觉得没有一个人开心。撞碎了玻璃的小朋友不开心，玩得正春风得意，不知怎的就闯了祸；小朋友妈妈不开心，养个孩子已经够花钱了，竟然还得替他背这种不省心不省钱的闯祸锅；玻璃厂也不开心，本来周六来装既可以省一个工人的支出，又可以省下今日的工时去做另外的活，一进一出少赚几百块；殷老板也不开心，就中间传个话一分钱不挣，结果两头落埋怨；我也不开心，明明是我的东西弄坏了还要照顾肇事者的心理感受，预先的约定不能遵守连带其它的时间安排必须调整，一大早没开张就先赔了几百块；甚至商场里保洁的大妈都不开心，莫名其妙就要打扫缝隙里残留的玻璃碎渣，平白无故多了许多工作量。

冥冥中似有一根草茎，把这许多人穿在一起，把河边的鞋，江湖的草，井边的罐缶，阵中的兵将都穿在了一起，挣不开，跑不脱，大家挤在一起辗转扭动，彼此都要各自分别忍一些委屈，窝一些火气，吃一些苍蝇，才能求得一时的安稳。

在这一天终于要接近尾声时，玻璃厂的师傅又发来消息，说早上使用的角磨机似乎是落在现场忘了带回去。我在店里找了一圈，没有发现。又拜托商场的经理去问保洁，至今未得回复，只怕是希望渺茫。查了京东上便宜的角磨机大约100块钱，不知玻璃厂遗失的这一把，在它有限的工作时间里，是否已帮工厂挣回了自己身价。

题图摄影：Matthew T R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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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有一台丰田卡罗拉，我爸前几年买的。

他20来岁就进了单位的司机班，前前后后开了几十年车，但是家里一直也没买车。一来司机班的一点好处是偶尔可以有公车私用的机会，二来家里的物质条件始终也没有充盈到可以轻松覆盖需求顺位比较靠后的私家车。再后来买车的人多了，真到用车时，几十年的稳健型老司机开口，与相熟同事朋友借，也不太难。

但是吧，找人借终归是要搭人情，说是好朋友，上门取车还车顺手都得捎点水果至少是个礼貌，归还时怎么也得洗干净再加满油，借来半空回去加满，油钱也是不少。而且如此借用，一年有个一次两次好说，三次五次也行，八次十次就不好张嘴了。

归根结底，不是自己的东西，用起来始终是不够顺手。眼看着我爸我妈都退休了，辈分也快涨了，中老年人心中的自由也开始放飞了，路远路近的去个什么地方有辆自己的车还是更方便。而且时间流转，原本需求顺位比较靠后的车子，排着队慢慢也走到前面了。

于是几年前，我爸剁了一台丰田卡罗拉。为什么是我爸剁了一台而不是我呢，因为我这几年到底也没能挣出一台车子的钱来，即使是一台卡罗拉。由我来剁的话，大概应该会选一台二手的五菱宏光，还得分期。

总而言之，几年前，我爸开了一台丰田卡罗拉回家。

但是我不会开。

袁媛一直有个理论，就是家里父母如果特别擅长什么，那孩子很可能就不太擅长什么。比如我家，我爸我妈都是非常勤快爱干净的人，所以家里的活儿几乎等不到我干，于是就把我养得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就不怎么勤快，也不太在意环境卫生，或者说，心里也在意，但是行动上就没有意愿，甚至缺乏能力。

我想，除了我太懒之外，我爸太会开车就是我这些年一直没有考驾照的最主要原因了。

在我正式转职成为一个在职小企业主之前，抽出了一整年的时间，去燕顺路海军基地家里蹲大学进修，做了十二个月的访问学者。进修期间我争分夺秒充分利用课余时间，考取了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证，C1。

第一次开我爸的丰田卡罗拉，是在京平高速上。车停在北务服务区，我爸问我说你驾照在身上吗？我说在。我爸又说，你来开。我就坐在方向盘后面，催动坐骑，爬上了京平高速河北段。很顺利，一直开到家门口，拐进小区，要停车，侧方位。前面是一台宝马X几不知道，我爸说你看着点啊，人那可是宝马，撞了要赔可贵着呢。我说没问题，科目二侧方位我一把过的。然后一脚把前面的宝马屁股撞了一个坑。Duang地一声，成龙的乌黑发伴随着声音激发的联想在我脑海中荡漾，我以为安全气囊都要弹出来了。

我爸心疼地瞅着宝马屁股上的坑，啧啧感叹。至于后来怎么给人修的车，我没问过。重点是没过多久我就第二次开了我爸的丰田卡罗拉，并成功地撞了第二次。

那天要去华联超市，我爸不在家，我说华联路我熟啊，出小区右转再左转过桥到路口再右转见红绿灯调头路边就是了，于是就开车去。很顺利，出小区右转再左转过桥到路口再右转见红绿灯调头，一靠边就是华联的停车场，向右打满等摄像头一拍照杆子抬起来再给一脚油就进去了。要停车，倒库。我妈说你行吗，我下去给你看着吧。我说这回可以，双保险，而且科目二倒库我一把过的。往前开一点，挂倒挡，向右打满，看右侧后视镜，进进进……成功把左前保险杠蹭在了车道左侧车位里那辆车的屁股上。

卡住的时候，我居然试图再给点力强行挤过去，也是司机既少，更事未多。幸亏我妈及时叫停了我的冒进主义行为。下车查看，卡罗拉的左前方凹进了一大块。再看被我顶了的那辆车，比起它年轻时的美貌，车主一定更爱它饱经风霜的容颜。它就像是一位经受了许多岁月沧桑的老先生，一屁股的斑驳和褶皱一时竟不知那一条是我干的。我倒吸了一口气，乖乖开走，重新找了一个两边空置四下无人六路无阻八方通畅十分开阔的车位。买完东西走的时候，被我干过的那辆车已经不在了，也许车主根本没发现自己的屁股上又多了一条伤疤。

晚上我爸回到家，第一句话就是今天开车又撞了吧，车头瘪进去那么大一块。第二句话是还有违章调头被拍了啊。我说不能够啊，华联路我熟啊，出小区右转再左转过桥……红绿灯调头……我爸的原话提炼归纳一下中心思想就是，什么眼神什么脑子那么巨大的禁止调头牌子看不见吗？

总而言之，新的成就点亮了，可能留下的人生遗憾至此又少了一个。幸运的是后来居然那个违章就只有一条提示信息，不再有下文了，没有扣分也没有罚款，前因后果皆不了了之。

之后我又把车子开去后面街上去补漆，隔了一天补好了又开回来，趁着是工作日的白天楼下一辆车也没有，轻松骑在了两个车位的中缝上。如果修车铺的老板没有逃税，那么我此次停车场事故为国家贡献了300元GDP，若干燃油P忽略不计。

有一天在店里，与朋友聊起开车的事情。我说我家的车我一共就开过三次，撞了两次，还有一次违章。不过我一点也不担心，学开车嘛，就是要撞，撞着撞着你就知道什么情况会撞，也就知道什么情况下不会撞，然后就会开了。就像骑自行车滑轮滑，就是要摔，摔着摔着就会了，我学骑自行车学轮滑的时候，手上胳膊腿摔得全是伤……

这时旁边一个相熟的小朋友骑着自行车开过来，大家夸奖哇都会骑自行车了，奶奶兴奋地跟在后面说，可说呢，之前就玩那个平衡车，今天上了脚蹬的车一下就会骑了，一次也没摔。

我敢说，这位小朋友的爸妈肯定都不太会骑自行车。

题图摄影：Thomas Jar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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