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正要关上电脑，准备离开办公室的时候，雨忽然就下了起来。一面打着雷，一面急急地下着，仿佛云彩要赶着去什么地方，抓紧时间下完好出发上路。差不多与此同时，辩论队的QQ群因为徐键的一句“冷清”猛地热烈了起来，各方人马忽地从全球各地冒了出来使用不同的语言开始扯淡打屁。
于是我又重新坐回到电脑前面，加入到他们的海阔天空，等雨停。
其实我不需要等到雨停的，背包里有伞，下楼就可以打车5分钟就到家，即使步行回家也不过半小时的路程。而且这样的季节这样的夜晚下起这样的雨，正是在外面走走的好时候。但我还是等着了，更主要的是想把等待许多日子的一些文字记下来。
金庸写完《鹿鼎记》之后，决定不再写武侠小说了。一个主要原因是觉得写尽了，再写就会重复而难以再超越。于是后来就再没有写过武侠小说。
我在写文章的时候，也常常有这样的感觉。尤其是每次动笔之时，都希望能够比上一篇更加精进，回头再读最近的那些文章时，似乎也确是如此。从《方土豆在襄樊》逆着数回去，接连几篇直到去年此时的《这个夏天》，自以为这一年所堆砌的文字，都是这许多年来以来的巅峰之时。过去也偶有凑合的文章，却只能偶得，而这一年的文字，自己读来，心中全是骄傲。似乎是无数日子累积的诸多琐碎在短短一年间，甚至是最近几个月里一齐迸发了出来，凝聚着我对青春的全部的思考和领悟。
于是，在襄樊之后，我进入了一个长长的沉默。一提笔就又想起秋爽曾说过的那句憋屈和矫情。更是感到笔力有限，以眼下的造诣，恐怕是再难精进了。
大约还是我囚困于交大东路的斗室时，晓东有一次跟我说为什么不试着写小说。其实我是试过的，写了两万多字就停下了。动笔之初，还觉得顺利，几千字之后，渐渐觉得吃力，不论是情节还是人物都变得无力驾驭，仿佛整件事情都超出了掌控，故事的演进已不在我的计划之下，人物的变化也并非我心中期待的方向。反思数日，确实是功力不够，百十余字的断章我可以锤炼得十分精美，千余字的短文就只能草草而就了，过万的文章对我而言已是鸿篇巨著，也许再过得十年二十年也许可以再试试。
至于那半篇小说，我还是发在博客上了，作为年轻时狂傲无知的纪念。若以后有机会，也许会把它写完。但我更愿意就让它那么断着，以后出集子的时候，也那么断着。那种成长的痕迹，是多么真切啊。
昨天收拾背包的时候，从内侧的兜里翻出了那张从襄樊返回的火车票。在那个瞬间，我有再准备一个日记本的念头，这样就可以把火车票夹在日记本里，贴在《方土豆在襄樊》那一页，而不会像现在这样只能以纯粹的文字记录生活，而且文字竟也只能以二进制的方式储存在不知身处何方的一块硬盘上。但我最终没有回到用纸和笔的时代，文字之外的真实世界，经过几度犹豫挣扎之后，被我扔进了垃圾桶，从此消失不见了。我确实太懒了。
突然想准备一个日记本的想法，源头却不在此。上周五大学同学聚会，没有喝酒，只是吃饭聊天，很快就结束了。从学院南路晃晃悠悠到了大钟寺坐上13号线，又在知春路换到10号线，一上车旁边就站着一个面皮白净的小伙子，干脆的小平头，精神的浅蓝色衬衫，笔挺的西裤，黑亮的皮鞋，一看就是那种在欧美系外企工作的白领，拿着一个阅读器在看书，上面全是英文。Bambook或是什么类似的产品，我以前一直以为用这类东西看书眼睛一定很累，一瞟之下发现屏幕背光柔和一点也不刺眼，整页书大约只有20多行，行距和字号都十分舒服。
车上人不少，我俩一直并排站着，我时不时地瞟一眼他的“书”，直到我在金台夕照下车。他一页也没有翻。
相比之下，我更愿意捧一本《〈华尔街日报〉是怎样写故事的》的纸质书，在漂亮姑娘面前翻得哗哗响。
雨似乎已经停了。立秋一过，天气凉得就会很快。每到下雨，秋意就越发浓郁。空调的电源已经拔掉了，今夏已经不会再用；凉席也卷了起来，立在墙边，等着哪天心情好刷洗干净就可以收起来；薄被子已经准备在床头，说不定某个夜晚就会在被秋风吹醒；办公室的抽屉里也叠好了一件外套，也许很快晚上回家时就不能再穿短袖了。似乎此时说忽而今秋更合适。但我仍然使用了忽而今夏。
每一次聚会，留在北京的都会少几个人。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们一个一个离开了这座拥挤的城市，也许他们找到了真正的方向。
那一日与庞鑫从学院南路往大钟寺地铁站晃悠，他说前几日又重新看了那年的毕业晚会“忽而今夏”，感慨彼时的年轻与活力。我才终于知道，原来那年毕业晚会的题目，是忽而今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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