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时代烙印这个词，真的是形神兼备。烙印是在人、器物或动物上留下的火印，用作标记，比喻不易磨灭的痕迹。历史的洪流就如一块通红的烙铁，人则如草芥如牲畜，排着队依次烫过。没有任何缘由，只因你身处那个时代，就要无一遗漏地被它烧焦皮肉，忍受痛苦。其后漫长的岁月里，即使创口的结痂早已剥落，但那清晰的印记却难以磨灭。即使过去已经过去，仍将化为梦魇，在你自以为岁月平和人生静好时，在你毫无准备的安宁夜晚，悄然降临，把你扯进关于悲伤往事的残酷记忆。一生都成为它的附属。
许多年前李远曾对我过一句话，劝导我不要惧怕眼前的困难。大致的意思是许多我们当下看来难以跨越的沟壑，今后再回头看，也不过是一个轻松的起伏。这其实是一个因果倒置的诡辩术。因为只有跨过去，我们才有机会在多年之后回望，才能在一个更加轻松的位置，指着往事说，也不过如此。而在那个不曾跨越的当下，一切都是挟山超海。辩手们常用的小伎俩，在自己的表达中有时反而成了盲点。
所以总会有人过不去，总要有人用一生的时间寻求和解。我觉得人们有时很少提及过去的困难，就是这个原因。没有和解，不能原谅。
我偶尔也会听父辈和祖辈们讲起从前吃过的苦，但能够讲出来的，都已是笑话。奶奶讲起过去的故事，总是以“那时候可笑话的嘞”来开头。讲她在爷爷上班的工厂做家属工，讲她跟着大车去卸水泥，一米五不到的小身板，像男人们一样，扛着灰突突沉甸甸的蛇皮袋子，在大卡车的后斗里爬上爬下，挣那一袋水泥两个工分。可笑话的是，要不是爷爷是工厂的工人，她连去做家属工扛水泥挣工分的机会也没有。
还有“那时候可笑话的嘞”的故事，是全家攒了许久的肉票爷爷走了好远的路从极远的镇上的供销社抢回了一块肉，大年三十剁馅和面包饺子，那边奶奶在厨房里忙活边包边煮，这边我爷爷我爸爸我两个叔叔等不及就一边吃，包完了也煮完了也吃完了。忙活了半天，忘了给奶奶留一个饺子。
还有“那时候可笑话的嘞”的故事，是关于我爸爸的。说刚恢复高考的时候他去参加高考，去考场坐车要坐两天两夜，到了地方早已晕车晕得一塌糊涂，吃不好也睡不好，钢笔都不知道丢哪去了，还要临时找人借，居然借到了也是万幸，一边考试一边呕吐。自然是名落孙山。第二年好像又去了，还是无功而返。
还有“那时候可笑话的嘞”的故事，是我妈妈讲给我的。说她小时候冬天里放了学在外头跑着玩，结果跑丢了一只套鞋，回到家了才发现，被好一顿教训。我以前不觉得这故事有什么特别，长大一些更觉得，丢了一只鞋而已。昨天晚上，读完《乌克兰拖拉机简史》我突然记起这故事，才恍然明白，在那个时候，一只鞋子也是巨大的资产。
有时我常常诧异于自己的书单，总有那么几本书，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由于什么样的机缘巧合，在什么人的推荐下，又出于怎样的权衡判断，它们的标题进入了那个不长不短的列表。《乌克兰拖拉机简史》就是这么一本书。
写在封面上的推荐语，都说这是一部喜剧。我现在怀疑，根本就是书商为了卖书而特意印上去的。退一步说，我们接受《乌克兰拖拉机简史》讲述了一个喜剧故事，那就更加印证一直以来喜剧大师们有关喜剧的论断：喜剧的内核是悲剧。戏谑的笔触揭开历史浪潮中小人物的命运浮沉绝望挣扎，让人尤其觉得残酷。其实只是浅浅一瞥，但背后汹涌的沉重压抑还是让人透不过气。时代的洪流在每个人身上心上都刻下深深的印记，一生都无法摆脱。
父亲的一生都在逃离乌克兰，母亲的一生都在逃离饥荒，姐姐的一生都在逃离内心深处怯懦屈辱的小女孩，“我”一直被背负创伤的家人细心呵护，但却适得其反，“我”的一生都在逃离家人掩饰创伤时戴上的面具。
悲伤的往事一点点被揭开，在个体的悲剧面前，民族大义、国家兴亡这些宏大叙事全都退散了。留下的只有暗夜中蝼蚁微弱的哀叹、啜泣、悲鸣。
故事里，最让我难受的一个小片段。是父亲年轻时为了逃避兵役，为自己的妻子伪造了一个反革命的哥哥，以降低自己的家庭成分。没想到却为岳母带来的毁灭性的伤害。一个被隐藏的反革命儿子，这代表着清洗工作的严重失误，这是比自己当反革命还要可怕的错误。当然这只是故事的支线，主线之外的小插曲，次要人物的小结局，这位无辜的母亲遭受的拷问无需详述，无非就是她的门牙被敲掉了，正值壮年却再也不能矫健轻盈，只能拖着残躯了却残生。
所以总会有人过不去，总要有人用一生的时间寻求和解。但事实上我觉得我们没资格原谅，我们有什么资格替过去的自己原谅过去的时代呢。只不过我们除了和解，也没有第二个选项了。
我偶尔也会听父辈祖辈们讲起从前吃过的苦。也许有一天我也会给小朋友讲我小时候吃过的苦。但能够讲出来的，其实都已是笑话，所谓吃过的苦，到那时都会成为“那时候可笑话的嘞”的荒唐事。而那些永远不会讲的，矢志要带进坟墓里的故事，是我们不应忘记的悲伤往事，是我们无法谅解的过去。
题图摄影：Miguel Á. Padriñán
图片授权基于：CC0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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