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末出生的第二天，也就是超过24小时不到48小时的那段时间里，的白天，我们仍然面临着取什么名字这个艰难的问题。袁媛和我，还有王霖，全都在病房里，或躺在床上，或蜷缩在沙发里，眼睛紧盯着手机屏幕，手指上下扒拉，翻阅着经史子集，嘴里不时蹦出个奇怪的词语，和马姓连在一起，试试看是否能组合成一个貌似正常的名字。结果当然依旧是一无所获，一个个纷纷感叹自己原来这么没文化，十几年学都白上了，因此被嘲笑“三个大学生起不好一个名字”。

大概从去年四月开始，给小朋友起名字的事情就提上了日程。因为袁媛已经抢先领取了吃好睡好休息好这一重要任务，起名字的工作就落在了我的身上。

任务启动的第一步，就是打开搜索引擎，寻找相关的网站，不是寻找参考，而是要把上面建议的名字全部排除在外。但第二步该做什么，大脑一片空白。

据我实践以来，起名字的难处，归结起来其实只有一点，就是要在无边无际的无意义中拼凑起意义，只是这意义非比寻常，既要卓尔不群，又要通俗易懂，还要意境深远，更要好认好读好写做到雅俗共赏，而且最好能与典故呼应，对于大多数父母而言，显然又希望这名字能被自己赋予一些特别的含义。单凭自己翻字典，想从随机组合中找到一个词语，满足这个标准，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翻了几天新华字典，就放弃了这条路。决定翻翻古书。

据说起名字一般是女诗经男楚辞文论语武周易，意思是男孩起名可以参考《楚辞》，女孩起名可以参考《诗经》，想要文气一点参考《论语》，想要武勇一些参考《周易》。再加上其它的百家经典、唐诗宋词，林林总总，少说有几百万字可以翻。所以我真正去里面寻找名字时，还是大海捞针一样无从下手。

最先拿出来供讨论的名字，是“衿佩”，语出《诗经·郑风·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青青子佩，悠悠我思。”本身是首爱情诗，意境优美，而且在后世的演变中，“衿佩”又有青年学子的意思。唯一的遗憾是，这是一首单相思的爱情诗。而且因为是第一个被讨论的名字，典故也很大众，不够独特，在以后还有更好的这一梦想的指引下，它很快就被搁置了。

在把诗经和楚辞通读一遍之后，我认为，之所以没能选出合适的名字，是因为这些诗词离我都太遥远了，不是时间上的遥远，而是感情上的遥远，虽然字词优雅，但都不能让我产生共鸣，像是“关雎”、“无邪”、“玄商”等等。太近了所有人都有感，早就被用过了，太远了我又无感，难以说服自己。于是，转换方向，开始在我喜欢的诗文里寻找，我先满意了，事情总会好办一些。

这时最先想到的是李清照，这个历史上几乎是唯一的女词人。一来是我略微熟悉一些的宋词领域，二来用李清照的词给女孩起名，对这个孩子未来的文化期许，是不言而喻的。可惜李清照后半生太漂泊，词文中颇多哀怨，也是文章憎命达，越是写的好的词，情感越是凄切。翻来翻去，也只在“云中谁寄锦书来”一句中找出一个“云书”。另外柳永太伤、姜夔太愁、辛弃疾太怒，一些词语虽然做名字十分精妙，但一涉及原词出处，气氛就变了。感时伤怀总归是不适合名字的，诸多选择都被放弃。

然后又想到了苏轼。我所知道的几位宋代词人里，苏轼应该是最开阔的一位了。大江东去的大开大阖，有吞天之势，令人神往。但他的词，要么刚猛，老夫聊发少年狂，要么悲戚，夜来幽梦忽还乡，都没有合适做名字的。不过他给他的儿子赋了一首《洗儿诗》说：“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倒是也让我想直白地效仿一番，于是又提出了“小愚”这个名字。表达上足够特别，用典也上追苏轼，不枉我年轻时热爱过《赤壁怀古》。

当然，它毫不意外地，也被否决了。

沿着“小愚”的思路，又有了“呆呆”，两个呆在一起，合成个槑字，是“梅”字的古体写法，芥末的预产期是冬天，梅花将开，所以形神都合。 和“小愚”基本同一时间提出的，还有“三无”，出自我喜欢的《逍遥游》一篇中：“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盼望小朋友可以生性豁达，逍遥一生。当然，它们也统统都没有通过。

如此几次之后，我几乎就要放弃了。又翻着律诗绝句，奔上了一条奇怪名字的不归路。出品了一系列诸如“大长”——“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种风格的名字。

其实古诗中也遇到几个可用的名字，比如“窗含西岭千秋雪”的“千雪”，“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的“依北”。但都觉得很普通，随时可能重名的样子。

随着预产期的临近，名字的抉择也日益紧迫。是继续在浩如烟海的古老记录里翻找，还是在已有的选项中接受一个？这个问题每天都要折磨我一下。我一会儿觉得现在的名字都不够好，肯定还能想到更好的，一会儿又觉得继续下去估计也很难再超越现在了，毕竟自己的水平就这么高，过一会儿又想名字可是一辈子的事情，还是慎重一点再好好想想，再过一会儿又跟自己说唉反正芥末长大以后不满意了可以自己改，我就先差不多随便给她来一个吧。

一边这样左右摇摆着，一边继续在诗经楚辞唐诗宋词里挑挑拣拣，希望可以运气好有点新发现。在我把这个命题甩到辩论队的群里后，大家给出了更加稀奇古怪的名字。比如梦绮，因为历史上马腾的儿子叫马超，字孟起，既然是女孩，不妨谐音梦绮。绝望的我甚至把这个名字也列入了备选之中。

最后的最后，在经历了不知多少轮内部挣扎和外部讨论之后，还剩下两个名字。分别是“池羽”和“安歌”。

它们都是在起名字任务接近尾声时，才被提出的。“池羽”出自《诗经·国风·燕燕》：“燕燕于飞，差池其羽。”是燕子准备飞翔，张开羽翼的意思，字面的寓意是向上的，充满生机。而这首诗又是一首送别诗，有一种说法是在描绘送别姑娘远嫁时的情景，所以从中提取的意象当作一个父亲给女儿起的名字，长情之外淡淡的伤感，也很令人心动。

“安歌”出自《楚辞·九歌·东皇太一》：“扬枹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意思是高举鼓槌敲起鼓，舒缓地打着节拍唱着歌。安歌就是安详地唱歌。这是一首祭祀歌，东皇太一是古代祭祀的最高神，在楚辞中是最隆重庄严的一篇，场面华美热烈。其中的奔放与欣喜，是十分显然的，而安歌一句，却又说歌声是安详的，有一种闹中取静的趣味。遣词并不深刻，但又很独立。

我把这两个名字，又甩到辩论队的群里。引发了一场吃鱼党和马鞍党的大讨论，大家都玩得挺高兴，但对于最终决策，还是没有任何帮助。

在临出院的前一天，也就是即将在出生证明上写下名字的24小时左右，我又问袁媛选哪个，袁媛说你决定吧。

我看着沉睡中的小朋友，安静得像一汪湖水，纯净而平滑，轻缓地翕动着，忽然醒了，微微睁开眼睛，在浅浅的波纹里倒映出整个世界。

我说，那就叫安歌吧。

也许是因为我从小的家庭环境和生活环境没有怎么受到宗教的侵扰，即使是我国土产的那种朴素的鬼神崇拜，从一开始也是概念明确的神话故事，知道是古人面对未知自然的想象，所以我后来在接受进化论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障碍。在我看来，这是一件很幸运的事。

而且现在我也更接受把进化译为演化，它不是爬梯子，而是出自同源的分叉，是面对不同复杂环境时不同生存策略和生存形态的抉择，策略可以分简单和复杂，但抉择都是平等的。就像现代人类只是动物界脊索动物门脊椎动物亚门哺乳纲真兽亚纲灵长目简鼻亚目人科人亚科人属中黄黑棕白四个种的统称，在繁茂的演化树上，这四个种都只是枝头的一片树叶。站在树下仰望，它们与这棵树上其它树枝尽头的其它树叶，并没有高低之分。

如果一定要说人类比其它物种有什么超越之处的话，那么只有人类在理性上对“演化”这一造就了今天千变万化的物种形态的自然奇迹有所察觉，有所认知，有所研究，甚至有所利用。

基于这样的认知，《自私的基因》在世界观上并没有给我带来太多颠覆性的冲击。但还是很大程度上革新了我对自然选择和物种演化的理解。

在我最初的知识里，并未考虑过这个问题，即参与竞争的基本单位是什么。在过去的理解里，有时候基本单位是物种，环境的变化会导致物种的灭亡，催化物种的诞生，物种的性状会在漫长时间中呈现分离，猎豹与角马彼此竞逐，或是寄居蟹与海葵互利共生；也有时候基本单位是族群，因亲缘关系结成的小团体，为了存续这一共同的诉求，相互协同，共御外敌，两窝蚂蚁为了一条毛虫尸体而爆发战争；还有时候基本单位是个体，每个独立的生命都是在残酷环境中孤独的求生者，把自己的繁衍置于最高的优先级，流浪的雄狮要杀死母狮的幼崽。所有这些理解，往往只能解释一部分现象，还常常彼此相悖。因为我只是粗通皮毛，所以并未察觉其中的漏洞，但事实是，我所知的进化论，并未在逻辑上自洽。

道金斯提出的假说认为，自然选择的基本单位，不是物种，也不是群体，甚至不是个体，而是遗传单位基因。今天生机盎然千姿百态的生命体，都是基因从最朴素的“保持自己稳定存在”和“大量复制自己”两个目标出发，以最简单直接的策略，与环境进行动态博弈，裂变出不同的进化趋向，而产生的复杂结果。这一假设在博弈论的数学演绎之下，逻辑上高度自洽。

而极致简单的假设和高度自洽的逻辑，往往意味着理论的正确，这一点着实令人着迷。

直到今天，原初的基因依然贯彻着“保持自己存在”和“大量复制自己”两个目标，纷繁的演化树，只是基因在实现这两个目标时营造的副产品，张牙舞爪活跃着的生命，彼此之间的竞争与共生关系，种种自利或它利的行为，皆是基因的铠甲和武器。

然而更让人着迷的是，即使是最朴素的两个目标，也是原始汤里的无机分子们在漫长的竞争中表现出来的演化结果，而不是被任何意识赋予的。换句话说，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无中生有。

这故事最令人不寒而栗的地方在于，虽然我们都是被提线操弄的木偶，这已经足够让人心生无穷的空虚了，但提线的另一端却空无一物。

不过这也从另一面反应了自然语言在描述世界时的乏力。自然语言是有感情的生命在文化中创造的，不但表意不够精确，而且总是无法避免在描述时使用带有感情色彩词语。比如“自私”的基因，比如“残酷”的自然，比如生存“竞争”，比如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些描述又反向影响了语言使用者的行为，比如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产生。

其中的偏差，让我对全书的最后一句话加倍热爱。在基因制造的所有铠甲和武器中，只有人类在理性上对这一过程有所察觉，有所认知，有所研究，而成就这些察觉、认知和研究的智慧，使我们具备了足够的力量去抗拒那些与生俱来的自私的基因。因此，道金斯在最后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我们人类，能够反抗自私的复制基因的暴政。”

小说这类事物，在我国文学史上，一直是上不了台面的东西。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正派地讲是都奔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去的，不正派一点讲都是奔着书中车马多簇簇去的，主业都是谈经论策，小说这种娱乐底层人民的通俗文学，基本上都是无暇顾及的。

因此当我们今天追溯小说起源时，几乎无法在历史上找到有关中国古代小说发展脉络的学术性著作，直到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对于我这样的理科生来理解，或许可以说《史略》之于中国小说，相当于《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和《物种起源》之于自然科学吧。

欣赏作品，任何人都行，上至庙堂下至贩夫，都可以对一件作品有自己的感受；而创作作品，就需要一点素养了，或是专业的技法，或是敏锐的体察，或是旺盛的热情，但只要愿意一试，还是任何人都可以参与一下的；若说评论作品，就得在有相当多的欣赏经历之后，有了足够的沉淀，才能纵向横向地对比，给出精当的评价；而要为一类作品撰写其历史沿革和发展变迁，就非得有深厚的底蕴才行，否则就无法从繁冗庞杂的纸堆里拎出一条线来，把上千年的往事一线穿了，再旁征博引地捎上其中的旁枝末节。

就如鲁迅若要写《中国小说史略》，那得把史略中提及、援引的小说、典籍都至少浏览一遍才行，再打破时间的屏障，在众多书目之上牵扯出彼此的联系，加以论证评述，需要展开的工作更是数倍之巨。在那个没有网络和计算终端帮助检索和记忆的时代，光是找到并看完那些书，就是一项无比浩瀚的工程了。

所以从《中国小说史略》开始，我重新认识了一个鲁迅。不只是那个整天吹胡子瞪眼怼完这个怼那个的斗士，也是一个满腹经纶的治学之士。

上学的时候不喜欢鲁迅，被语文课毁的。

一来鲁迅的白话文放在今天，本来就十分晦涩难懂；二来鲁迅的文章一出现就肯定是重点考点，又是全文背诵又是一字一句地分析，一下子就失去了欣赏的乐趣，只剩繁重，三来当时都是未经世事的少年，对生活毫无体察，想要理解几十年前横眉冷对的愤怒，更是难上加难。

长大以后，才慢慢开始懂了。只是懂了背后，却又有许多不寒而栗的现实。所以就蒙起头来不看，可是只要活着，就躲不开现实，讯息传递又这么便利，一件件地都涌到眼前，即使闭了眼，也是许多人影穿透眼皮在眸子里晃。

已经忘了是什么时候把《中国小说史略》这本书加到A List中的，反正某一天开始它就在里面了，然后又某一天开始就在Kindle里了，再某一天就开始看了。看之前已经知道这是由鲁迅在北京大学讲课时的讲义修订增补而成，但没想到最终的成书竟然全部改用文言文了。迅哥儿搞了一辈子新文学，推广白话文，自己这唯一一部学术著作竟然是文言文的，只是为了回击复古派文人对新学派文人写不了古文的嘲讽，也是任性得可以。

紧接着我又开始后悔，把以前学过的一点古文知识全都忘了，又没有合适的工具书来辅助，整本书读起来都是连猜带蒙，常常不明所以。但总算是磕磕绊绊地看完了。然而在书末尾的后记里，却又看到了白话文写的六讲讲义的原文，就像辛辛苦苦顺着石阶爬上山顶，却发现后山有一部缆车。如果只是想随便看看了解个框架，那这六讲讲义也足够了。

总而言之呢，我还是重新认识了一个鲁迅。也终于明白，鲁迅之所以能以笔为剑四处怼人，斗士之所以为斗士，并不在于一腔激愤。

以我到目前为止仅有的一次长距离海上航行经历来看，以乘客的身份，在海上航行是一件相当无聊的事情。固然站在甲板上可以感受到大海一望无际的波澜壮阔，慨叹自然的强悍和人类的渺小，但是一路上的变化真的太少了。一旦离岸几千米，最后的陆地在视线尽头消失于海平面以下之后，周围的景象就很难再出现明显的变化了。当第一分钟的震撼过去，你会发现整个世界和一分钟前几乎一模一样，除了头顶的白云有了些许的移动。这时才意识到，自己并不能连续十几个小时都沉浸在最初的震撼里，无论是在船头船尾左舷右舷，有的都只是同样景色的重复重复再重复。

这也许有点像在沙漠里行进，无论望向哪个方向，都是一样的沙子，无尽的沙子，看不出区别，只能在自己身后看到长长的一串脚印。在海上，无论望向哪个方向，都是一样的海鸟、海水、波浪、海天一线、天和云。只是在船尾留下长长的白色航迹逐渐消失在波浪里。船头尤是，当我站在船头，没有了像船尾那样从身下不断涌出的航迹作为参照，我丝毫不能感觉到船只在行进。目力所及，前方和左右，视线里没有任何落点，能够作为判断自身位置改变的依据。

我想起很小时候看的杂志，提到人在雪地里会出现一种叫做“雪盲症”的现象，就是因为视野里一片茫白，眼睛失去焦点而肌肉过度紧张，造成失明。所以据说军队在雪地行军时，会把树上的雪摇下来，露出树冠，让其他人可以从一片茫白中给视线找到着眼点，以此来避免雪盲。

在大海上时，和雪盲时的情景也很接近。除了偶尔在极远的海平线上出现的其它船只，无边的大洋留给我这个乘客可以观察的，就只有无边的大洋本身，一切空间概念都失去了意义。而且那些偶尔出现的其它船只，在视网膜里也只是一个小点罢了。将近100小时的航程里，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这样的状态。用不了几分钟，就会陷入视觉的疲劳和趣味上的无聊。

绕着船走了一圈，意识到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除了自己所在的这条船就只剩冰冷汹涌的海水时，一种恐惧感和孤独感就油然而生。再看到视线中的其它船缩小成一个小点，就更想到自己的船也不过是一个小点，即使有近400米的长度，也只是一个小点。

第一个夜晚天完全黑了之后，我站在右舷房间的阳台上，望着黑漆漆的远方。那是一种完完全全的黑，不是城市里大气层反射地面灯光后那种带着一层紫红色的黑，这种黑让人觉得前面不是黑，而是什么都没有，是虚无。而大海的波涛声就从一团黑暗中传出来，像是一种召唤，又像是一种呼吸，仿佛海洋是一头活的巨兽，我们的船就在它身体上行进，随时可能被吞没。

大约两年去厦门时，也是一个晚上，袁媛和我跑到沙滩上去看海，在攀上一大块礁石之后望向深海，无边的远方也是一点灯火都没有，海浪声也是从黑暗中传来，现在再想起来，听起来是同一种召唤。海浪裹挟着海风，从黑暗中涌上来，拍打着礁石激起白色的浪花，再慢慢退回黑暗中。然后再来一次。

再想起土摩托在文章里把海洋称作蓝色沙漠，这种恐惧感就愈加强烈。海洋确实是生命的摇篮，但却并不是像BBC的精美纪录片和国家地理的漂亮照片讲述的那样处处充满生机，在大部分的区域里，缺乏营养的海水就像缺少水源的沙漠一样，是生命的禁区。它不仅能轻易吞噬放肆闯入的陆生生物，也会让无意中迷路的海洋生物一去无回。

但也正如我并不能连续十几个小时都沉浸在最初的震撼里一样，我也并不能始终都深陷于有关海洋令人恐怖的想象。从对海洋的恐惧中回过神来，我就很开心地把精力投入到行程中连续不断的吃吃吃睡睡睡和买买买中去了。

除了坐船在海上发呆，船分别在釜山和长崎靠岸了一天，给游客们下船挨黑导游宰一刀的机会。本着来都来了的旅游精神，我也乖乖躺下，化身鱼肉，被人刀俎了一把，胡乱买了一些旅游景点纪念品和旅游胜地土特产。

如果我们在釜山市走过的几条路和地接导游给我们讲的故事能够代表韩国的话，那么这个国家的文化真的是很分裂，一方面文化内核被华夏文明深深地影响了，而且进行了很多自我强化，许多封建思想和尊卑观念比我们历史上最糟糕的时候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另一方面它的外壳又很好地现代化和全球化了，坐车走在釜山街头，如果不是满街的韩文招牌，你会认为这是可以出现在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海滨城市，发达的港口设施、市中心的高楼大厦、繁华的商场酒店、女士们西式的套裙和妆容、全球统一的柏油路颜色、一模一样的交通标识和信号灯，还有简直是从国内二线城市复刻的带棚公交车站、混凝土路缘石还有花式人行道地砖……当然实际的情况应该是我们向国外学习了现代城市审美，但是先入为主，出去了就以为别人像我们。

现代化的外壳下包裹着极度传统的内核，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的开放并没有完全改变这个国家由来已久的宗族思想。让我在短暂的8小时接触之后，在这里感觉到了一个躯体里彼此冲突的两个灵魂。某种程度上，这也许也象征着因为地缘关系这个半岛国家在两股强大势力辐射下显现出的挣扎和摇摆。

而长崎给我的印象则不太一样。它的内外保持了相对的一致，或许因为曾经冲突的二者有一方消失了，或许它们已经取得了某种一致和协调，又或许因为导游光顾着推销坑人的防辐射贴、第一酵素和超美水，没时间给我多说两句日本的生活，使得这短短的几小时观察并没有机会也没有时间让内在的矛盾显现出来。放弃了黑导游给安排的最后一个景点，由此得来的50分钟自由时间，让我可以很轻松地在这个小城的街头随便走走，去街头的便利店里买瓶当地酿的便宜酒，再去路边不起眼的但是写着“创业于天和元年”的超小点心铺买了当地造的小点心。

另外我稍微确认了两件事，第一件是在这里可以用中文要求Siri带你找到最近的711，所以我才能买到本地酒和在去711的路上遇见松翁轩；第二件是便利店卖的成人杂志真的都是封面杀手，视频真人一个个都惨不忍睹。

返程时航向一直在255°左右摇摆，右舷正对着西北方向，直接迎上了来自西伯利亚冬季风的一拨小高峰，虽然只是五级风，但在没有任何遮挡的大洋上，仍能给海面带来明显的变化。每次要打开阳台门时，刚刚松开门锁，西北风就裹着从高寒之地带来的凉气呼啸着钻进房间，在狭小的门缝中发出尖锐的哨响。风急浪高也有节律地摇动着船只，我注意到在船只的各处都挂上了呕吐袋，我也在颠簸了十几个小时之后终于顶不住，去医务室拿了晕船药。

吃了药，我躺在床上开着电视，随着船的摇摆沉沉地似睡非睡。耳朵里时不时可以听见船体在风浪的起伏中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我在脑海里不由自主地回忆起逃生演习时走过的路线，想象着如果船舱走廊失去照明要如何在黑暗中追索指示牌到达集合点，盘算着如果警报拉响我要抢救哪些行李，甚至有了起床把行囊收拾好以便携带的冲动。不过理智又告诉自己，只是一点小风小浪，根本不用担心，而且若是没有危险，一切都没必要，而真要是到了危急时刻，以自己的水性和海水的冰冷程度，在海浪的猛烈拍击下我一分钟都支撑不了。

就带着这样矛盾的想法，我睡去了，又在船只靠岸时产生的独特振动中醒来，看见上海的阳光刺破窗帘在舱壁上投下一小块光斑。

为了给辩论队十五周年做纪念刊，林蕙景问我辩论队网站的来历。一下子把我的记忆又拉回到七年前东大桥路的那间小屋里。

想法萌生的具体时间，已经不可考了。不过从逻辑上推断，为辩论队建设一个网站的设想，应该诞生于2007年、2008年的某一天。

因为2007年辩论队出现了第一批离校的毕业辩手，新老辩手的联络逐渐变得困难，并可以预见今后离校的毕业辩手会越来越多；同时辩论队也作为一个有一定传承的组织运转了三四年的时间，历届辩手都创造了一些非物质的财富，包括为比赛积累的资料、辩词，也包括辩手们关于辩论本身和辩论队发展的思考，以及围绕这些思考形成了各式各样的文字材料，而每次一换届时，这些财富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逸散和损失。

于是我们在那个时候意识到辩论队在宏观上存在着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它作为一个对未来有远大构想的组织，如何使它的成员不随着毕业离校而散失，仍能让新老辩手之间建立起跨越空间限制的有机联系，进而使整个组织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二是历届辩手创造的思想财富，应以怎样的方式保存、整理、开放，供后来者吸取学习。并且可以显而易见地判断，如果想让辩论队在未来长存，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解决这两个问题的紧迫程度会越来越高。

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建设一个网站的想法就出现了。最早的提出者现在很难回忆了，在我的记忆中也许是李远。总之那几年这个想法时不时地就会在高年级辩手的谈话中被提及。

不过最终促使我把它实现出来的直接动力，跟我个人的境遇有些关系。

辩论队的网站是2009年5月上线的。我在2009年4月从交大东路搬到了东二环外的东大桥路，当时我退学整一年，刚刚找到一份薪水很低的工作，整个人的生活其实还处于很低潮的状态。而这次搬家，从离学校很近的地方搬到了一个离学校很远的地方，我心理上的不安全感一下就爆发出来了。以前住交大东路的时候，我随时可以去学校跟辩论队见见面，甚至可以每天去。而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辩论队几乎就是我的全部。所以搬家之后，那种失去联络失去根基的感觉突然之间就异常强烈。这促使我必须做些事情，来重建自己与辩论队的联络，找回安全感。

与此同时，我当时的工作又是在网络媒体里。那家媒体正好在寻找一些开源程序来替代原本的网站程序，因为这个工作需求的缘故，我接触了一些CMS，顺便也了解了像Discuz！、phpwind这样开源的网站程序。我意识到Discuz！、phpwind这样的工具正是我建立辩论队的网站所需要的。

然后就说干就干了。2009年五一长假，我在家里熬了几个通宵，以及整个五月里反反复复的调试，最终辩论队的网站在5月31号正式上线了。

因为折腾了辩论的网站，这点业余兴趣和按捺不住折腾的手，在两年后驱使我完成了从人人网和新浪博客向独立博客的搬家。今天这个小站，存放着我过去十年拉拉杂杂写的东西，也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成长之路，无论什么时候看，都是一份难得的回忆。而且在这个时代依然拥有一个常更常新的独立博客，与别人吹嘘起来，也是一件挺酷的事情。

另外为了避免国内繁冗的互联网备案手续给我增添无谓的工作，我后来把辩论队网站和自己博客的服务器都架设在了海外，因此又可以牛粪哄哄地吹嘘自己是两个境外网站的站长了。这些也算是辩论队网站给我带来的一些额外趣味吧。

但是辩论队网站的建站其实只是一个开始，后续还会涉及到很多的维护工作、运营工作，这些都是后来因为各种各样原因我没有完全做好的事情。辩论队的论坛热闹过一段时间，很多老辩手帮忙一起维护，后来我又摸索着搞了一个百科，也热闹了一阵，还折腾过用自动邮件的方式发李远弄的每日一条。不过都因为我的三分钟热度，后来的运营和更新都放下了。网站依然还在，但它对辩论队这十多年来所积累的信息，进行收集、整理、索引、提炼等等这些本该承担的责任并没有承担好。

不过我觉得辩论队网站还算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的。一支院辩论队队能有属于自己的社区和百科，在交大也算史无前例的事情了，可能很多创办了几十年的学生社团也没有这样的成果。而且我觉得，这是我们辩论队在解决开头提到那两个问题时的一次重要尝试，这次尝试给我们后来所做的很多事都开了一个不错的头。

事实上包括我在内，整个辩论队在之后的几年里都在为那两个问题寻找解决方案，做的百科是，搞过的站长组局也是，后来徐键在2014年带着12级13级辩手做的资料库整理，包括我们现在正在搞的十五周年庆祝，其实也是在解决那两个问题。

至于网站以后会怎么样，我现在还不知道。它一定会一直存在，但最终会成为什么样子，在辩论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及它在解决那两个问题中应该怎样发挥它应有的力量，这些问题我都还没有清晰的答案。

不过我也可以这样安慰自己，世界很大，未来很长，以后的事可以以后再说。东西只要做出来了，就比没有要好，把它放在那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又用上了。

十年过去了，汉江水没有任何变化。

正如它过去千百年没有任何变化一样。

因为刘毅梵结婚了，要在襄阳摆酒，让我去给他干点司仪的力气活，我又再次回到襄阳。上次我来这里时，它还叫襄樊。

我已经没办法回忆起十年前第一次踏上襄樊土地时的感受了。对那时稚嫩的我而言，旅行带来的更多是兴奋和激动。与年纪相仿无比年轻的同行者们，一起满怀热切地探求未知。今天这个常常掏出一副忧心忡忡的脸的我，已无法重现彼时的热情。

不知有多少次，我躺在家里的床上，闭着眼睛，在似睡非睡之间游移，感觉到袁媛的手伸到我的两条眉毛之间，从中间向两边微微用力，试图抚平我额头上因为频繁地紧锁眉头而挤出的两条竖纹。即使我是在自己家里的床上，躺着，闭着眼睛。

在过去很多年里，我只在父亲的额头上看见过那两条竖纹，生气时会尤其明显。我会知道他一旦拧起眉毛就是真的生气了，就赶快闭住嘴巴老老实实不敢说话。因为我的不成器，父亲额上那两条竖纹越来越深，看起来再也无法消褪的样子。而现在，天道好轮回，它们也终于要爬上我自己的额头了。

当我说汉江水没有任何变化时，潜台词是很明显的。说的是秦时明月汉时关，是白发渔樵江渚上，是闲云潭影日悠悠，是乌衣巷口夕阳斜。

本来我以为我可能不会有机会再次登上夫人城北望汉江发出这番感慨了。不过大梵竟然结婚了，我一度认为这是一件我所在的世界线里不会发生的事情，一下把我从2016年的北京扯回了2006年的襄樊。

在这十年之间，我还来过襄樊一次。那次和第一次一样，也是和李远一起。现在回想，那真是相当轻松愉快的一次出游。把生活中一切烦恼抛得远远的，只为去远方找点乐子。在细密绵长的小雨中，盛夏的襄樊也凉爽起来。返程时因为李远有另外的事情去了武汉，我独自在回北京的卧铺上躺了近20个小时，拖着行李箱在北京西站下车时，竟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感。不止是对20小时车程的解脱，也是对那几年岁月的释怀。

刘毅梵是个很好且很有趣的人，从我认识他开始，到我在2008年写《大梵其实是个好人》，再到现在，我都这样认为。

到今天我们差不多认识了十三年，他是我这些年最重要的几个朋友之一。在辩论场上亦敌亦友，在校队的漩涡中并肩作战，合租的时候住隔壁，工作上也互相吹捧过合作过。一起吃喝玩乐打游戏下副本钻网吧开黑店，从交大西门的亨特一路鏖战到蓝岛大厦的波点。

这些年我们都变了很多，岁月总要或多或少地在我们身上留下痕迹。而大梵至少有三点没变，讲义气一如既往，不靠谱一如既往，发际线后退的速度一如既往。

为了干好司仪这份很有前途的职业，我把自己结婚时穿的新郎西服带去了襄阳。倒不是有多重视这份职业，而是我有且只有这一身西服了。

在酒店的房间里，袁媛帮我系好领带，抚展衬衫，抻直裤脚，我问帅吗？袁媛揶揄说帅但是大梵是主角你不能比他帅不过这件事太难了就别勉强了。我斜着眼看看镜子里那个渐渐开始发福的自己，心里说我要是帅不过大梵那真是没天理了。

十年过去了，汉江水没有任何变化。

正如它过去千百年没有任何变化一样。

从2009年4月开始，到2015年3月。在这完整的六年时间里，如果有人问我住在那里，我的回答都会是永安里。

大约是春分时节，3月中一个阳光温热的上午，我从地铁永安里站爬上来，找到世贸天阶，再向北到丁字路口的红绿灯过马路，折返到东大桥路33号。在楼下找到任老师，上楼看了她家的房子。比大梵在交大南门的装修要好一些，比我在交大东路的斗室要便宜不少，隔墙就是英国大使馆，跟国际友人直线距离不超过200米。返回地铁站的时候，我沿着路西向南走，计算了时间，只要8分钟。

几天之后，搬家公司的厢式货车绕着学校转了半圈，装上大梵李磊和我的全部物件，一股脑都怼进了东大桥路33号的小房子里。

我在这里一蹲就是六年。

第一件大事是花卷的出现。第一年的夏天就有新成员加入，真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还记得那天是周六，我起个大早，背着破书包，坐了很久的公交车，抵达大兴区一个偏僻的所在，从大梵的朋友的手中接过了一只瘦弱的虎皮纹小奶猫，再把它藏在书包里，搭上返程的公交车。它那时是那么小，小到我两手一捧就足够它躺在里面蜷成一团。

一年后它就成了10斤重的小胖子，再也不能藏在书包里坐公交了。作为一只雄性动物，它自然而然就学会了在床上撒尿来表达不满，学会了半夜在房间里狂奔和嚎叫来宣泄精力，学会了抓沙发抓床单来磨砺爪子，学会了咬电线咬拖鞋来按摩牙齿，学会了钻进衣柜里用我的衣服给自己做个窝，学会了打架时张牙舞爪在别人身上留下抓痕和齿印。为这些事，不知被我打过多少次。

但它最后还是没学会听话，精力最旺盛的那两年，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把我吵醒，然后劈头盖脸挨一顿揍，再悻悻地躲在书桌底下。觉得我睡着了，再钻出来继续大闹天宫。

有时也真觉得养宠物就像养了个不懂事的孩子。讲道理听不懂，打一顿又舍不得。真的忍不住了暴打一顿，打完又立刻后悔，心疼得不行。觉得根本就是自己管教不好，除了暴力别无他法，是个失败的家长。最可气的是，它自己却根本不在意这一切，只是随着自己的心意，想温柔一点靠着你的时候，就会一言不发地蹦上床，嗲声嗲气地喵两声，接着在被子外面贴着你卧下，自顾自地呼噜呼噜起来，仿佛之前天翻地覆的大打一架完全没发生过。然后在第二天继续守着饭盆嗷嗷叫着要吃饭。

除了花卷，三个单身汉最重要的乐趣就是蓝岛大厦后面的波点网吧。

我已经不太记得我们是怎么找到这家网吧的了。用大梵后来形容他表弟的话说，那仿佛是一种天赋，一个刚刚离开学校贪玩的小男孩，与网吧之间有磁场存在，可以彼此感应。只记得搬到东大桥的第一个周末，就跑去战了个疼。那个周末刚刚交了钱的宽带还没有开通，为了延续从住在交大附近时就养成的乐趣，到网吧去当然是必然的选择。

尽管玩了那么多年的游戏，也称得上一个沉迷者，但我的游戏成绩一直都很糟糕。War3玩到最后也只会半吊子蜘蛛流，有时连电脑都打不过，魔兽世界始终没打通顶级副本，还美其名曰休闲玩家，打Dota也一直是腿毛，不能担起胜利的重任，LOL玩了也有两年多，水平也就在最坑服务器爬到白银二，现在玩炉石传说，号称内测就入坑但至今天梯没进过10级竞技场没超过5胜。其它杂七杂八各种游戏，也都是蜻蜓点水随便玩玩，基本上都是入门水平，只能说自己玩过，没一样精通。投入了很多时间，最终也只是末流。但只要说去网吧，我通常都积极响应。

刚到波点的时候，最便宜的机器好像是6块钱一小时，这让刚刚从西门亨特转战过来的我们有点难以承受。我们在亨特玩最好的机器似乎也才3块钱一小时。远离学校的坏处就是这样，物价必须与社会的真实水平接轨了。不过我们很快就适应了，甚至开始享受12块钱一小时的机器。

常常有人会问，家里自己都有电脑，为什么还要去网吧那个烟熏火燎的环境里玩游戏。一开始我也不是很清楚，后来还是跟李磊聊天，有所顿悟。对于我们来说，网吧其实是一个社交场所，几个单身汉闲着没事干聚一下，去网吧玩游戏其实是最省钱的方式。吃一顿饭聊聊天，也就消磨一两小时，平均每人却要花费至少50块钱。而在网吧里，100块钱可以让我们边玩边聊天，消磨整整一个下午加半个晚上。虽然最后留下的只有第二天昏昏沉沉的空虚乏力，但前一天的兴奋和满足总算是少花钱多找乐。

在东大桥路这几年，周围的网吧我们差不多都踩遍了。呼朋引伴凑起五人黑，池书进、顾旭、徐键、关旭、王伟、蔡磊，还有联网作战的封哥、夏青，全都担当过五人小队的成员，一到周末就征战在蓝岛大厦后面，巨石大厦后面，朝外SOHO后面。直到生活的重压让我们再也难以从电子游戏中感受乐趣，正如那几年网吧总是出现在背街暗巷一样，游戏也终于退缩到角落里去了。

六年的时间里，工作换了两次。从广告门到3G门户，再从久邦数码到51猎头。虽然薪水每次都翻番，但始终保持着月光。

在我搬到永安里的第二年，广告门办公室从新中街19号换到了光华路15号。新的办公室在一栋商住两用的大厦里，宽敞得多，可以装进更多同事，装修得更是一个正式的公司了，连带广告门的运转也更是一个正式的公司了。

从东大桥路33号到光华路15号，走路大约只需要30分钟。于是我常常走路上下班。早晨睡醒，只用几分钟刷牙洗脸，抓起书包就可以出门。向南走到第一个路口左转，一直沿着光华路路北向东，路过汉威大厦、世纪财富中心、嘉里中心就到了东三环。慢慢地等红灯，穿过东三环就到了大裤衩楼下。当时大裤衩刚刚在2009年春节的大火里烧完，整个儿都被围起来，贴着围挡的南侧外墙继续走，到尽头时就接近针织路了，过了马路左前方就是办公室所在的大楼。钻进大楼，拎着书包和其他人一起等电梯，挤进电梯，到了楼层再挤出来。那景象与电视上看到的华尔街白领们挤电梯时一模一样，于是便觉得自己也俨然跻身上流社会了。

有时也会打车，像从前打车往返新中街一样。也会炫耀般与同事朋友算账——这个距离每次打车都不超过15块钱，一个月就算每天都打车上班也就22天，才300多块钱——再加上也常常走路，所以实际的开销并没有想象中奢侈。仿佛自己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反直觉的真相。

现在再回头看，从广告门的离开，也许并不发生在2012年3月，而是发生在2011年8月。其时我终止了人人网和新浪博客的更新，搭建了个人博客，完成了博文搬迁之后，我写了《搬家》。那篇文章，表面上在写博客的搬家，其实在写关于世界的野心。也在那个时候，我和大梵第一次讨论了离开的话题。广告门对我来说很重要，它在我最艰难的时候接纳了我，给了我进入世界最初的门径，让我完成了原始的积累，我在那里重新找回了自信和骄傲。但就像我必须离开久邦数码一样，我也必须离开广告门。提笔上路。

从东大桥路33号向北，走路两分钟就是日坛北路，沿路一直向西，到尽头时向右前方斜插过去，进入三丰里社区，七拐八绕从小区里钻出来，是司法部南面的小街。顺着小街到大路上，就是东二环，在街口稍稍向北，从过街天桥上翻过二环，就到了银河SOHO。

久邦数码的办公室并不是一直在这里，而是从团结湖北边的博瑞大厦搬过来的。但不论是新中街、光华路，还是团结湖、朝阳门，所有工作的地方都在距离永安里不远的地方。也许是我太幸运，兜兜转转，工作地点换了几次，都不需要搬家。而且越换越近，在银河SOHO时，上班经过的都是使馆区里的背街小路，紧贴日坛公园，风光环境更是轻松闲适。

路上路过的日坛公园，自我们搬到东大桥路的第一天起，就说可以常去转转。可以早起去晨练，或是晚饭后遛弯。天气好的时候，可以去找个椅子晒太阳。每次向朋友介绍周遭的环境时，都少不了谈及我们关于日坛公园的计划。但也免不了加上一句，可是直到现在，也从来都未去过。在日坛公园边住了六年，去公园里转悠的次数屈指可数。

和日坛公园同样境遇的还有马路对面的世贸天阶。这个“结合美食、娱乐、空间艺术、时尚信息橱窗以满足看、听、嗅、味、触的全感官之旅的休闲购物场所”，被称作“梦开始的地方”的CBD旗舰项目，对住在它对面相距不足300米的三个单身汉而言，就只是一个地名而已。在工作需要之外，我从来没有去里面逛过街，也从未参与过那里络绎不绝的文化活动。

和日坛公园、世贸天阶同样境遇的还有秀水街、工人体育场、三里屯……等许多东大桥路33号半径2公里之内的地方。以至于许多朋友嘲笑我们三个住在这里真是浪费了东大桥路33号绝佳的地理位置。

但我自有我的热爱。比如在三丰里社区的菜场门口，有一家早点摊，每天早晨路过时都要吃一碗豆腐脑两根油条。就着豆腐脑的热辣，无论冬夏，一碗下肚身上立刻就暖起来，血也跟着热起来，一上午都觉得很充实。大约同样的位置，晚上下班时间会有一个流动摊贩卖煎豆腐。铁板烧得热热的，豆腐切成薄片慢慢煎得表面有些焦，撒上辣椒粉葱花香菜，一次性的小纸碗盛得满满的，端在手里边走边吃，手里很暖，口鼻里溢满香气。觉得日子就永远这样过，也挺好。

藉由朝西和李劳的提携，我在久邦数码确实见到了更广阔的世界。更多的薪水，更有趣的人，和更难理解的事。但我始终没能融入那个世界。跟着李劳见了很多媒体，跟着朝西四处骑车喝酒，遇见形形色色的人，然而离开时我的通讯录也并没有增加多少。工作始终只是工作，生活也始终只是生活。工作伙伴鲜少成为生活中的朋友。

而让我觉得满意的是，我学会了骑车。虽然现在已经不再去参加700Bike每周三的夜骑，但有空有热情的时候，我也会一个人骑着车去森林公园，在园外的公路上消遣个三五圈，或者在后来的工作中，坚持骑着车通勤，又或者在周末放松时，用自行车替代一整天的交通工具，在北京城里东奔西跑。从久邦数码骑走的那辆自行车，带着我在2014年夏天从永安里到望京SOHO见到Andy和Peter，又带着我在2015年春天从永安里到永泰庄搬走全部的世界，还带着我无数次往返清缘东里与宏福大厦、清缘东里与银科大厦。当然这些都已是我离开永安里之后的事了。

在永安里发生的最后一件事，是袁媛的出现。当一切进入轨道后，所有事情的发生都变得顺理成章。

于是几个月后，搬家公司的金杯车来到楼下，我收拾好六年的往事，该带走的统统打包，不想带走的都一股脑都扔掉。帮我搬家的金杯车司机，那天竟然是带着一家三口来出车的。他不好意思地解释说，四五岁的儿子吵闹着非要一起出来玩，实在拗不过，只好老婆孩子齐上阵，一家人坐着车连工作带兜风都有了。

我把装着花卷的猫箱放在车子的最后，关上后备箱的门。这只虎皮纹的大猫和我一起结束了存在于永安里的岁月，进入下一段生活。许久之后，袁媛竟比我还爱它，袁媛妈竟比我们俩还疼它，实在是让我有些不知所措。

在花卷喵喵的叫声中，我和我的行囊离东大桥路33号越来越远。这是一次漫长的告别，从2016年3月起笔，到今天落笔，绵延八个月的时断时续，终于完成了方土豆在永安里的打包封存。但在完成之后，它与过去进行过无数次以及将来也会无数次进行的告别一样普通。没有什么惊喜，也没有什么感慨。

旧时光一去不回，但我也已经学会不去怀念。

毫无来由地，徐键在所有人都能听见的时候，对李远和我说，吃饭，有人讨论主文化，亚文化。

我说，饭桌上还有人讨论这么深刻的话题，我现在吃饭比较喜欢讨论服务小妹的漂亮程度。

李远对徐键说，没太看懂，不过吃饭叫我。

我对李远说，徐键对多年前的代沟问题一直没有忘却。

李远说，一顿饭都没代沟了，如果还有，一起踢场球就没了，代沟就是倔强引起的。

徐键说，战略战役的失误，我时时检讨。

杨铮插话进来，说，怎么突然到了战略战役的失误，话说多年前的代沟问题是什么。

徐键说，请站长介绍，他是主力。

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说。

基本上，我觉得我是一个对表达很克制的人。

基于两个原因，我在表达上践行了保守策略。

一是足量的输入才能保证足量的输出，当输入不足时，输出自然不足。没的表达，呈现出来的就是，表达很克制。

二是。随着实力的增长，人的行为变化往往会形成一个单独波峰的曲线。在前半段，输入的增加会驱动输出的增长，但当输入已经充分到足以供给任意输出的时候，也就是武侠小说所说的已臻化境收放自如的时候，大家高手们会重新趋向于收敛。是为满瓶不响半瓶哐当。但外人一般很难分辨，不出手的人到底是无手可出还是早已超然物外觉得无所谓了。所以当我选择克制表达时，偶尔可以伪装成从山顶上下来的那拨人——已经看过巅峰美景，觉得人生不过如此，没什么想说的了——尽管真实情况是我是正在爬坡不知道说啥的那拨人。但是反正大伙儿都在半山腰那个名叫“表达克制”的凉亭里待着，外人也分辨不清，总还是能蒙骗到一些的。

基于这两个原因，我在表达上践行了保守策略。保底不露怯然后偷鸡装大拿。

但对于徐键所说的事，我的克制不在这两个原因里。

尽管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说，但我还是说了。

2006秋季交大论坛第一场，理学院对电子信息工程学院。辩题是代沟的主要责任在父母还是在子女，我方执正方，论证主要责任在父母。我方负。

当时我们从文化层面入手，论证在后喻文化时代，父代所持的主流文化应该在文化隔阂上发挥包容与弥合的责任。理论源自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特1970年出版的《文化与承诺》，有中译本。相当高瞻远瞩的一本书，虽然比赛输了，这本书仍然值得再看。

那场比赛我们试图在理性层面为社会断代寻找解决方案，但没成功。评委更认可对方在家庭范围内感性地探讨代沟问题。

而这场比赛的失利，让我在很长时间里都在怀疑理性的价值。以至于这几年我已经不再于人分享我的思考了，觉得没意义。

说完了上面这些，我又接着说，所以现在吃饭比较喜欢讨论服务小妹的漂亮程度。

但还是贾恩博紧接着说的最对，理性本来就是曲高和寡的事情，评委水平和喜好也未必多高，不必因为一次的不被认可而放弃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

我说，是的。幸好后来又稍微成熟了一些。那会儿遇见傻瓜评委都特别着急，你们怎么这么笨听不懂我说的话呢。现在再遇见了，都是哎呀你好可怜，来来来还是吃饭喝酒吧。

继续克制表达。

谢谢主持人毛乌同学。

今天我们所有人，都处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里，所以虽然我们日历上的日期是一样的，手表上的时刻也是相同的，但我们却被这个时代的剧烈变革，割裂在不同的世界里。

每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都在经受着巨大的冲击。过去我们理解的很多事，在今天已经不再成立。今天我们认为正确的观念和做法，在可预见的未来里，也会被颠覆和重构。

所以，找到一个趣味相投，价值判断彼此吻合的人，结为夫妻，一生相伴，这件事越来越难了。

然而也正因为它无比艰难，才使得今天这个时刻加倍珍贵。

要感谢袁媛的爸爸和妈妈，在我看来，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出色的教育家。我妻子身上的美好品质，都出自由他们构建的温馨和暖的家庭。

我也一直很羡慕我的爸爸和妈妈，他们能够在很年轻的时候遇见对方，共享彼此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并在长久的岁月里，让这份感情越来越深沉平静。

我和袁媛，会以父母们为榜样，去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

总之，世界很大，未来很长。前方未知的一切都值得我们期待。是的，面对未知时，我们会痛苦，会迷茫，会失去方向，会手足无措。

但只要握住爱人的手，我们就会获得抵御一切恐惧的力量。

这种力量，无关身体是否强壮，也无关智慧是否超群。它只是从爱人手心传来的一股暖流，奔涌不息，绵延长存。

这就是我的总结陈词。

生日那天，辩论队的队友们都在说站长生日快乐。我开玩笑说30岁这种事，还是低调一点好。李硕说，男人四十一枝花，站长还是花骨朵。深得我心。于是我决定在理学院辩论队组建一个花骨朵俱乐部，组织过了30岁生日的辩手定期来家里炊鲜漉清。

老实说，其实有点猝不及防。但仔细想想，似乎也没什么需要提防的。不过是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长罢了。孔子所说“三十而立”的“立”，并不是指成家立业，而是指在这个岁数懂得礼，言行都很得当。这是孔子很老很老的时候，回顾自己一生求学修养的过程，对各个年龄段进行评价时的说法。另外孔子还说过“不知礼，无以立也”，所以“立”的意思其实就是懂事了而已。

而且据《孔子家语》记载，孔子19岁的时候结婚了，娶了宋国一个姓亓官的妹子，第二年就很有效率地生了儿子伯鱼。虽然这部书的伪书嫌疑很大，但以古时候的风俗，正常的成家立业也该是20岁，二十而立才是比较正确的节奏。

由于后来老先生被尊为圣人，孔子的这个在学习方面的自我评价，就成了后人追求的人生目标——要全方位效仿圣人，那么显然，在每个人生阶段的自我评价，都得跟圣人保持一致。然而总之，不管孔子到底有没有在19岁娶媳妇，三十的“立”到底是立了什么，后世的追随者，是有点偏离主线了。

给男人们带来莫大压力。

好多年前在襄樊，大梵举着啤酒瓶拍着胸脯说30岁要结婚。那年他28岁，我25岁。还有李远，27岁。我那时对30岁还没有任何概念，那是一个极为飘渺而茫远的词汇，远得仿佛永远不会到来。现在我30岁了，大梵结婚的事，似乎仍是一件远得仿佛永远不会到来的词汇。虽然他已经有女朋友了。

两年后三年前，我写了《三年之后三十岁》。

里面提到“大约一年前，我在博客里写‘大约三年前，偶尔有朋友说你应该出本散文集。我说还早着呢，我要继续写十年，十年后再出精选集。’彼时距十年只剩七年，现在又过了一年。已经只剩六年了。”现在看来，这大概是我第一次真正察觉到时间的紧迫。

再后来，我开始常常想起曾经问过王较瘦的事。我问他站在29岁的门槛上，对于即将到来的30岁是否有恐慌。他说当然，何止是恐慌，早在27岁28岁时就已经开始恐慌了。可那时我还觉得时间遥远路途漫长，一切都还来得及。那次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王较瘦，但他说的这句话，却随着我与这个时间节点的靠近，愈加清晰。

我一度也以为抵达这个时间是一件令人惊慌失措的事。但当时间熙熙攘攘地挤在我周围，毫不停歇地向前涌动，一股脑冲过了线时，我发觉曾经的忧虑和慌张全无必要。稀松平常地就像时间轴上任何稀松平常的一刻。

下一件事是，把花骨朵俱乐部组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