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9年4月开始，到2015年3月。在这完整的六年时间里，如果有人问我住在那里，我的回答都会是永安里。

大约是春分时节，3月中一个阳光温热的上午，我从地铁永安里站爬上来，找到世贸天阶，再向北到丁字路口的红绿灯过马路，折返到东大桥路33号。在楼下找到任老师，上楼看了她家的房子。比大梵在交大南门的装修要好一些，比我在交大东路的斗室要便宜不少，隔墙就是英国大使馆，跟国际友人直线距离不超过200米。返回地铁站的时候，我沿着路西向南走，计算了时间，只要8分钟。

几天之后，搬家公司的厢式货车绕着学校转了半圈，装上大梵李磊和我的全部物件，一股脑都怼进了东大桥路33号的小房子里。

我在这里一蹲就是六年。

第一件大事是花卷的出现。第一年的夏天就有新成员加入，真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还记得那天是周六，我起个大早，背着破书包，坐了很久的公交车，抵达大兴区一个偏僻的所在，从大梵的朋友的手中接过了一只瘦弱的虎皮纹小奶猫，再把它藏在书包里，搭上返程的公交车。它那时是那么小，小到我两手一捧就足够它躺在里面蜷成一团。

一年后它就成了10斤重的小胖子，再也不能藏在书包里坐公交了。作为一只雄性动物，它自然而然就学会了在床上撒尿来表达不满，学会了半夜在房间里狂奔和嚎叫来宣泄精力，学会了抓沙发抓床单来磨砺爪子，学会了咬电线咬拖鞋来按摩牙齿，学会了钻进衣柜里用我的衣服给自己做个窝，学会了打架时张牙舞爪在别人身上留下抓痕和齿印。为这些事，不知被我打过多少次。

但它最后还是没学会听话，精力最旺盛的那两年，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把我吵醒，然后劈头盖脸挨一顿揍，再悻悻地躲在书桌底下。觉得我睡着了，再钻出来继续大闹天宫。

有时也真觉得养宠物就像养了个不懂事的孩子。讲道理听不懂，打一顿又舍不得。真的忍不住了暴打一顿，打完又立刻后悔，心疼得不行。觉得根本就是自己管教不好，除了暴力别无他法，是个失败的家长。最可气的是，它自己却根本不在意这一切，只是随着自己的心意，想温柔一点靠着你的时候，就会一言不发地蹦上床，嗲声嗲气地喵两声，接着在被子外面贴着你卧下，自顾自地呼噜呼噜起来，仿佛之前天翻地覆的大打一架完全没发生过。然后在第二天继续守着饭盆嗷嗷叫着要吃饭。

除了花卷，三个单身汉最重要的乐趣就是蓝岛大厦后面的波点网吧。

我已经不太记得我们是怎么找到这家网吧的了。用大梵后来形容他表弟的话说，那仿佛是一种天赋，一个刚刚离开学校贪玩的小男孩，与网吧之间有磁场存在，可以彼此感应。只记得搬到东大桥的第一个周末，就跑去战了个疼。那个周末刚刚交了钱的宽带还没有开通，为了延续从住在交大附近时就养成的乐趣，到网吧去当然是必然的选择。

尽管玩了那么多年的游戏，也称得上一个沉迷者，但我的游戏成绩一直都很糟糕。War3玩到最后也只会半吊子蜘蛛流，有时连电脑都打不过，魔兽世界始终没打通顶级副本，还美其名曰休闲玩家，打Dota也一直是腿毛，不能担起胜利的重任，LOL玩了也有两年多，水平也就在最坑服务器爬到白银二，现在玩炉石传说，号称内测就入坑但至今天梯没进过10级竞技场没超过5胜。其它杂七杂八各种游戏，也都是蜻蜓点水随便玩玩，基本上都是入门水平，只能说自己玩过，没一样精通。投入了很多时间，最终也只是末流。但只要说去网吧，我通常都积极响应。

刚到波点的时候，最便宜的机器好像是6块钱一小时，这让刚刚从西门亨特转战过来的我们有点难以承受。我们在亨特玩最好的机器似乎也才3块钱一小时。远离学校的坏处就是这样，物价必须与社会的真实水平接轨了。不过我们很快就适应了，甚至开始享受12块钱一小时的机器。

常常有人会问，家里自己都有电脑，为什么还要去网吧那个烟熏火燎的环境里玩游戏。一开始我也不是很清楚，后来还是跟李磊聊天，有所顿悟。对于我们来说，网吧其实是一个社交场所，几个单身汉闲着没事干聚一下，去网吧玩游戏其实是最省钱的方式。吃一顿饭聊聊天，也就消磨一两小时，平均每人却要花费至少50块钱。而在网吧里，100块钱可以让我们边玩边聊天，消磨整整一个下午加半个晚上。虽然最后留下的只有第二天昏昏沉沉的空虚乏力，但前一天的兴奋和满足总算是少花钱多找乐。

在东大桥路这几年，周围的网吧我们差不多都踩遍了。呼朋引伴凑起五人黑，池书进、顾旭、徐键、关旭、王伟、蔡磊，还有联网作战的封哥、夏青，全都担当过五人小队的成员，一到周末就征战在蓝岛大厦后面，巨石大厦后面，朝外SOHO后面。直到生活的重压让我们再也难以从电子游戏中感受乐趣，正如那几年网吧总是出现在背街暗巷一样，游戏也终于退缩到角落里去了。

六年的时间里，工作换了两次。从广告门到3G门户，再从久邦数码到51猎头。虽然薪水每次都翻番，但始终保持着月光。

在我搬到永安里的第二年，广告门办公室从新中街19号换到了光华路15号。新的办公室在一栋商住两用的大厦里，宽敞得多，可以装进更多同事，装修得更是一个正式的公司了，连带广告门的运转也更是一个正式的公司了。

从东大桥路33号到光华路15号，走路大约只需要30分钟。于是我常常走路上下班。早晨睡醒，只用几分钟刷牙洗脸，抓起书包就可以出门。向南走到第一个路口左转，一直沿着光华路路北向东，路过汉威大厦、世纪财富中心、嘉里中心就到了东三环。慢慢地等红灯，穿过东三环就到了大裤衩楼下。当时大裤衩刚刚在2009年春节的大火里烧完，整个儿都被围起来，贴着围挡的南侧外墙继续走，到尽头时就接近针织路了，过了马路左前方就是办公室所在的大楼。钻进大楼，拎着书包和其他人一起等电梯，挤进电梯，到了楼层再挤出来。那景象与电视上看到的华尔街白领们挤电梯时一模一样，于是便觉得自己也俨然跻身上流社会了。

有时也会打车，像从前打车往返新中街一样。也会炫耀般与同事朋友算账——这个距离每次打车都不超过15块钱，一个月就算每天都打车上班也就22天，才300多块钱——再加上也常常走路，所以实际的开销并没有想象中奢侈。仿佛自己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反直觉的真相。

现在再回头看，从广告门的离开，也许并不发生在2012年3月，而是发生在2011年8月。其时我终止了人人网和新浪博客的更新，搭建了个人博客，完成了博文搬迁之后，我写了《搬家》。那篇文章，表面上在写博客的搬家，其实在写关于世界的野心。也在那个时候，我和大梵第一次讨论了离开的话题。广告门对我来说很重要，它在我最艰难的时候接纳了我，给了我进入世界最初的门径，让我完成了原始的积累，我在那里重新找回了自信和骄傲。但就像我必须离开久邦数码一样，我也必须离开广告门。提笔上路。

从东大桥路33号向北，走路两分钟就是日坛北路，沿路一直向西，到尽头时向右前方斜插过去，进入三丰里社区，七拐八绕从小区里钻出来，是司法部南面的小街。顺着小街到大路上，就是东二环，在街口稍稍向北，从过街天桥上翻过二环，就到了银河SOHO。

久邦数码的办公室并不是一直在这里，而是从团结湖北边的博瑞大厦搬过来的。但不论是新中街、光华路，还是团结湖、朝阳门，所有工作的地方都在距离永安里不远的地方。也许是我太幸运，兜兜转转，工作地点换了几次，都不需要搬家。而且越换越近，在银河SOHO时，上班经过的都是使馆区里的背街小路，紧贴日坛公园，风光环境更是轻松闲适。

路上路过的日坛公园，自我们搬到东大桥路的第一天起，就说可以常去转转。可以早起去晨练，或是晚饭后遛弯。天气好的时候，可以去找个椅子晒太阳。每次向朋友介绍周遭的环境时，都少不了谈及我们关于日坛公园的计划。但也免不了加上一句，可是直到现在，也从来都未去过。在日坛公园边住了六年，去公园里转悠的次数屈指可数。

和日坛公园同样境遇的还有马路对面的世贸天阶。这个“结合美食、娱乐、空间艺术、时尚信息橱窗以满足看、听、嗅、味、触的全感官之旅的休闲购物场所”，被称作“梦开始的地方”的CBD旗舰项目，对住在它对面相距不足300米的三个单身汉而言，就只是一个地名而已。在工作需要之外，我从来没有去里面逛过街，也从未参与过那里络绎不绝的文化活动。

和日坛公园、世贸天阶同样境遇的还有秀水街、工人体育场、三里屯……等许多东大桥路33号半径2公里之内的地方。以至于许多朋友嘲笑我们三个住在这里真是浪费了东大桥路33号绝佳的地理位置。

但我自有我的热爱。比如在三丰里社区的菜场门口，有一家早点摊，每天早晨路过时都要吃一碗豆腐脑两根油条。就着豆腐脑的热辣，无论冬夏，一碗下肚身上立刻就暖起来，血也跟着热起来，一上午都觉得很充实。大约同样的位置，晚上下班时间会有一个流动摊贩卖煎豆腐。铁板烧得热热的，豆腐切成薄片慢慢煎得表面有些焦，撒上辣椒粉葱花香菜，一次性的小纸碗盛得满满的，端在手里边走边吃，手里很暖，口鼻里溢满香气。觉得日子就永远这样过，也挺好。

藉由朝西和李劳的提携，我在久邦数码确实见到了更广阔的世界。更多的薪水，更有趣的人，和更难理解的事。但我始终没能融入那个世界。跟着李劳见了很多媒体，跟着朝西四处骑车喝酒，遇见形形色色的人，然而离开时我的通讯录也并没有增加多少。工作始终只是工作，生活也始终只是生活。工作伙伴鲜少成为生活中的朋友。

而让我觉得满意的是，我学会了骑车。虽然现在已经不再去参加700Bike每周三的夜骑，但有空有热情的时候，我也会一个人骑着车去森林公园，在园外的公路上消遣个三五圈，或者在后来的工作中，坚持骑着车通勤，又或者在周末放松时，用自行车替代一整天的交通工具，在北京城里东奔西跑。从久邦数码骑走的那辆自行车，带着我在2014年夏天从永安里到望京SOHO见到Andy和Peter，又带着我在2015年春天从永安里到永泰庄搬走全部的世界，还带着我无数次往返清缘东里与宏福大厦、清缘东里与银科大厦。当然这些都已是我离开永安里之后的事了。

在永安里发生的最后一件事，是袁媛的出现。当一切进入轨道后，所有事情的发生都变得顺理成章。

于是几个月后，搬家公司的金杯车来到楼下，我收拾好六年的往事，该带走的统统打包，不想带走的都一股脑都扔掉。帮我搬家的金杯车司机，那天竟然是带着一家三口来出车的。他不好意思地解释说，四五岁的儿子吵闹着非要一起出来玩，实在拗不过，只好老婆孩子齐上阵，一家人坐着车连工作带兜风都有了。

我把装着花卷的猫箱放在车子的最后，关上后备箱的门。这只虎皮纹的大猫和我一起结束了存在于永安里的岁月，进入下一段生活。许久之后，袁媛竟比我还爱它，袁媛妈竟比我们俩还疼它，实在是让我有些不知所措。

在花卷喵喵的叫声中，我和我的行囊离东大桥路33号越来越远。这是一次漫长的告别，从2016年3月起笔，到今天落笔，绵延八个月的时断时续，终于完成了方土豆在永安里的打包封存。但在完成之后，它与过去进行过无数次以及将来也会无数次进行的告别一样普通。没有什么惊喜，也没有什么感慨。

旧时光一去不回，但我也已经学会不去怀念。

毫无来由地，徐键在所有人都能听见的时候，对李远和我说，吃饭，有人讨论主文化，亚文化。

我说，饭桌上还有人讨论这么深刻的话题，我现在吃饭比较喜欢讨论服务小妹的漂亮程度。

李远对徐键说，没太看懂，不过吃饭叫我。

我对李远说，徐键对多年前的代沟问题一直没有忘却。

李远说，一顿饭都没代沟了，如果还有，一起踢场球就没了，代沟就是倔强引起的。

徐键说，战略战役的失误，我时时检讨。

杨铮插话进来，说，怎么突然到了战略战役的失误，话说多年前的代沟问题是什么。

徐键说，请站长介绍，他是主力。

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说。

基本上，我觉得我是一个对表达很克制的人。

基于两个原因，我在表达上践行了保守策略。

一是足量的输入才能保证足量的输出，当输入不足时，输出自然不足。没的表达，呈现出来的就是，表达很克制。

二是。随着实力的增长，人的行为变化往往会形成一个单独波峰的曲线。在前半段，输入的增加会驱动输出的增长，但当输入已经充分到足以供给任意输出的时候，也就是武侠小说所说的已臻化境收放自如的时候，大家高手们会重新趋向于收敛。是为满瓶不响半瓶哐当。但外人一般很难分辨，不出手的人到底是无手可出还是早已超然物外觉得无所谓了。所以当我选择克制表达时，偶尔可以伪装成从山顶上下来的那拨人——已经看过巅峰美景，觉得人生不过如此，没什么想说的了——尽管真实情况是我是正在爬坡不知道说啥的那拨人。但是反正大伙儿都在半山腰那个名叫“表达克制”的凉亭里待着，外人也分辨不清，总还是能蒙骗到一些的。

基于这两个原因，我在表达上践行了保守策略。保底不露怯然后偷鸡装大拿。

但对于徐键所说的事，我的克制不在这两个原因里。

尽管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说，但我还是说了。

2006秋季交大论坛第一场，理学院对电子信息工程学院。辩题是代沟的主要责任在父母还是在子女，我方执正方，论证主要责任在父母。我方负。

当时我们从文化层面入手，论证在后喻文化时代，父代所持的主流文化应该在文化隔阂上发挥包容与弥合的责任。理论源自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特1970年出版的《文化与承诺》，有中译本。相当高瞻远瞩的一本书，虽然比赛输了，这本书仍然值得再看。

那场比赛我们试图在理性层面为社会断代寻找解决方案，但没成功。评委更认可对方在家庭范围内感性地探讨代沟问题。

而这场比赛的失利，让我在很长时间里都在怀疑理性的价值。以至于这几年我已经不再于人分享我的思考了，觉得没意义。

说完了上面这些，我又接着说，所以现在吃饭比较喜欢讨论服务小妹的漂亮程度。

但还是贾恩博紧接着说的最对，理性本来就是曲高和寡的事情，评委水平和喜好也未必多高，不必因为一次的不被认可而放弃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

我说，是的。幸好后来又稍微成熟了一些。那会儿遇见傻瓜评委都特别着急，你们怎么这么笨听不懂我说的话呢。现在再遇见了，都是哎呀你好可怜，来来来还是吃饭喝酒吧。

继续克制表达。

谢谢主持人毛乌同学。

今天我们所有人，都处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里，所以虽然我们日历上的日期是一样的，手表上的时刻也是相同的，但我们却被这个时代的剧烈变革，割裂在不同的世界里。

每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都在经受着巨大的冲击。过去我们理解的很多事，在今天已经不再成立。今天我们认为正确的观念和做法，在可预见的未来里，也会被颠覆和重构。

所以，找到一个趣味相投，价值判断彼此吻合的人，结为夫妻，一生相伴，这件事越来越难了。

然而也正因为它无比艰难，才使得今天这个时刻加倍珍贵。

要感谢袁媛的爸爸和妈妈，在我看来，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出色的教育家。我妻子身上的美好品质，都出自由他们构建的温馨和暖的家庭。

我也一直很羡慕我的爸爸和妈妈，他们能够在很年轻的时候遇见对方，共享彼此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并在长久的岁月里，让这份感情越来越深沉平静。

我和袁媛，会以父母们为榜样，去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

总之，世界很大，未来很长。前方未知的一切都值得我们期待。是的，面对未知时，我们会痛苦，会迷茫，会失去方向，会手足无措。

但只要握住爱人的手，我们就会获得抵御一切恐惧的力量。

这种力量，无关身体是否强壮，也无关智慧是否超群。它只是从爱人手心传来的一股暖流，奔涌不息，绵延长存。

这就是我的总结陈词。

生日那天，辩论队的队友们都在说站长生日快乐。我开玩笑说30岁这种事，还是低调一点好。李硕说，男人四十一枝花，站长还是花骨朵。深得我心。于是我决定在理学院辩论队组建一个花骨朵俱乐部，组织过了30岁生日的辩手定期来家里炊鲜漉清。

老实说，其实有点猝不及防。但仔细想想，似乎也没什么需要提防的。不过是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长罢了。孔子所说“三十而立”的“立”，并不是指成家立业，而是指在这个岁数懂得礼，言行都很得当。这是孔子很老很老的时候，回顾自己一生求学修养的过程，对各个年龄段进行评价时的说法。另外孔子还说过“不知礼，无以立也”，所以“立”的意思其实就是懂事了而已。

而且据《孔子家语》记载，孔子19岁的时候结婚了，娶了宋国一个姓亓官的妹子，第二年就很有效率地生了儿子伯鱼。虽然这部书的伪书嫌疑很大，但以古时候的风俗，正常的成家立业也该是20岁，二十而立才是比较正确的节奏。

由于后来老先生被尊为圣人，孔子的这个在学习方面的自我评价，就成了后人追求的人生目标——要全方位效仿圣人，那么显然，在每个人生阶段的自我评价，都得跟圣人保持一致。然而总之，不管孔子到底有没有在19岁娶媳妇，三十的“立”到底是立了什么，后世的追随者，是有点偏离主线了。

给男人们带来莫大压力。

好多年前在襄樊，大梵举着啤酒瓶拍着胸脯说30岁要结婚。那年他28岁，我25岁。还有李远，27岁。我那时对30岁还没有任何概念，那是一个极为飘渺而茫远的词汇，远得仿佛永远不会到来。现在我30岁了，大梵结婚的事，似乎仍是一件远得仿佛永远不会到来的词汇。虽然他已经有女朋友了。

两年后三年前，我写了《三年之后三十岁》。

里面提到“大约一年前，我在博客里写‘大约三年前，偶尔有朋友说你应该出本散文集。我说还早着呢，我要继续写十年，十年后再出精选集。’彼时距十年只剩七年，现在又过了一年。已经只剩六年了。”现在看来，这大概是我第一次真正察觉到时间的紧迫。

再后来，我开始常常想起曾经问过王较瘦的事。我问他站在29岁的门槛上，对于即将到来的30岁是否有恐慌。他说当然，何止是恐慌，早在27岁28岁时就已经开始恐慌了。可那时我还觉得时间遥远路途漫长，一切都还来得及。那次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王较瘦，但他说的这句话，却随着我与这个时间节点的靠近，愈加清晰。

我一度也以为抵达这个时间是一件令人惊慌失措的事。但当时间熙熙攘攘地挤在我周围，毫不停歇地向前涌动，一股脑冲过了线时，我发觉曾经的忧虑和慌张全无必要。稀松平常地就像时间轴上任何稀松平常的一刻。

下一件事是，把花骨朵俱乐部组建起来。

如果不是写下这个题目，我至今也不知道，也许在相当长的未来里也不会知道，原来板筋指的是牛背上两块联结全身运动肌肉的大筋。

而且，如果不是写下这个题目，我至今也不知道，也许在相当长的未来里也不会知道，原来现代解剖学里并没有一个独立的术语概念叫做“筋”，口语中常说的“筋”，以及中医所认为的人体有485道大筋，只不过是在对解剖知识缺乏认识的背景下，对人体某些组织的笼统概括，实际上包括了肌肉、肌腱、韧带、筋膜、腱鞘、滑囊、关节囊、神经和血管，甚至关节软骨、关节盂缘等各种结构的全部或部分。

所以，我学到了这两大段似懂非懂的知识，都要感谢每次吃肉串时必点的两个板筋。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每次撸串的时候，我都会先点两个板筋，标准话术是：“我需求两个板筋，其它的你们随便。”可以说，唯一一样我会在吃肉串时主动点，也是每次必点的东西，就是板筋，点且只点两个。至于其它的肉串肉筋鸡翅鸡心鸡脆骨腰子辣椒大蒜韭菜馒头片，都没有特别的需求，只是跟着大流，随便吃一些。

可是，尽管吃过了这么多板筋，我仍然并不知道板筋哪里好吃。

烤板筋本身没什么味道，所以口味上就更加依赖外来的佐料。但板筋又太过致密，即使提前腌制也很难入味，最终佐料只是依附在表面。若说它味道好，至多只能说表面洒的孜然和辣椒味道还不错。

若是说口感，倒也确实点嚼头。但老实说，我始终不知道咬牙关用力咀嚼的乐趣到底何在。也许只是为了证明自己仍然能咬的动。

不论怎样，在相当长的未来里，我还是会在每次撸串时说出标准话术：“我需求两个板筋，其它的你们随便。”

幸运的是，这件事让我有了一个题目，这个题目让我学了两个可能永远都只能作为谈资而没有其它用处的知识。

客观而言，《失控》这本书的观点其实很简单，但作者阐述得却很繁杂。与其说它是一个观点的系统论述，倒不如说是作者把寻找结论之路上所见所感的林林总总，有手记、有见闻、有思考、有顿悟，全部汇总在一起，成了一本随笔集。只是在随笔和札记之间，有一条朦朦胧胧若隐若现的主题，一个预言，一个作者认为的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

很多人互联网行业的人把《失控》当作必读书目，从中学习作者倡导的方法论，我倒觉得毫无必要。真要从其中吸取方法论的话，不如直接看全书的第一章和最后一章，而不必把整本言语晦涩表述含混的书读完。

对于一个预言，每个人都可以从中读出各自的理解。《失控》也是一样。

在我看来，这是一次关于进化论的研究探讨。作者在各个领域穿梭，寻找进化的源动力，探寻进化存在的可能方式。从个体的进化，到种群的进化，再到物种之间形成的彼此反馈的共生进化，又到生物与环境融为一体的系统进化，直到到超越生命的机器进化，最后到进化自身的进化。

如果进化有意识的话，我的脑海中已经展现出一副时间跨度达到数十亿年的宏伟画卷，画卷上描绘着进化为了实现自身的进化，从蛮荒黑暗的年代萌发变异蓬勃开始，从自然选择过渡到拉马克进化的艰难旅程。在这段旅程中，进化以超乎理解却又简单至极的法则，对抗着宇宙坠向热寂的终极命运。宇宙的墒值像是正在不断上涨吞噬一切有序的洪水，而进化却在其中不断下潜，不断制造有序来对抗无序，在命运的浪头弄潮，在绝望中寻找希望。

在这段旅程中，只有进化是有意义的，由此而生的一切，全部生命、全部物种、全部文化、全部文明和全部世界，都只是进化在实现自我进化时的副产品。

但进化却并没有这样的意识。它从来就不曾有过任何目的，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进化，只是无数可能性中可行的一种。而这是否是唯一的可能，我们也许永远不得而知。然而这也正是理科生的悲哀，我越是清楚地知道进化的物质性，就越觉得意义这个词语的可笑可悲。

作者认为进化的下一个阶段，是机器的自我进化。要实现它，就要人类放弃控制，放弃人类一直以来对这世界的控制欲望。让科技与机器自我成长，从中诞生出人类所不能预见甚至不能触及的未来。

对技术有恐惧的人，看到这样的观点，会想起《终结者》和《黑客帝国》，终有一天机器会毁灭他们的创造者。

是否要与机器形成互相依赖的共生关系？是否要与机器紧紧裹挟在一起共同进化？是否要赋予机器意识，把人类送进失去控制的未来里那个失控的世界？是这个时代科技哲学的最后问题之一。

每个人对这个问题都有不同的答案。我的回答是，我会毫不犹豫地接受这次进化。我毫不犹豫地把知识贮备的任务交给搜索引擎，我毫不犹豫地把用移动设备把自己绑在连通世界的网络中，我会毫不犹豫地让智能软件和硬件接管我的生活和世界，并与它们彼此改造。如果有一天需要全身泡在培养液中，给大脑插上电缆，以此换取与机器的全面融合，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躺进那个现在看来十分可怖的容器中。尽管这也许不是凯文·凯利的本意。

除了个人，对于整个种群而言，这将是人类所拥有的一次，成为造物主的机会。

在进化中，人类必将面对这个无上的荣耀，并进行抉择。

只是，可供选择的选项，只有一个。

大多数人都知道的是，羊皮纸不能永恒。
大多数人都以为的是，纸上的文字可以永恒。

突然发觉 我已经可以明目张胆地声称自己三十岁了

生活就像爆胎，听一个响就趴半天窝。

生活就像等红灯，别人都是白痴，自己像个白痴。

生活就像喝啤酒，喝的时候酸苦，吐的时候也酸苦，可还是要不停地喝。

生活就像游泳池，每个人都撒尿，每个人都诅咒撒尿。

生活就像爬楼梯，挤不上电梯就说是在锻炼身体。

生活就像喝凉水，如果不就着大饼一起，是不能饱的。

生活就像烧开水，再怎么加柴最多也就到沸腾。

生活就像汽水瓶，被撬开了嘴，也就泄了气。

生活就像肉串，吃掉肉，扔掉串。

——我在降低单体居住系统的熵值。
——啥？
——我在叠被子。

理想就像大蒜，就饭还行，当饭不行。

情怀就像大葱，让人流泪，也让人嘴臭。
又及，一切比喻都有缺陷。

人生就是
永远吃不饱的饭
和
永远睡不够的觉
以及
永远爬不完的格子

秋日里最凉的，莫过于偶尔点下肚皮的金属腰带扣。

未知不会永远未知，无知往往总是无知。

生活就像一碗粥，刚刚觉得不太烫了温度正好的时刻，这个时刻也马上就要过去了。
又及，一切比喻都有缺陷。

生活就像一张饼，怎么尝都是妈妈做的好。
又及，一切比喻都有缺陷。

生活就像一把勺，都是靠双手驱动，主要目的都是吃饭。
又及，一切比喻都有缺陷。

生活就像一口锅，若是空的，便会心慌没饭吃，若是不空，又会发愁吃不完。
又及，一切比喻都有缺陷。

从没有什么远方，只有不肯出发。

鞋带大致有两种状态，一种是总也不系，一种是总也不解。

一般来说，以“一般来说”开头的判断，都缺乏逻辑和数据支撑。

一般来说，以“我有个朋友/同学/亲戚”开头的故事，都是从朋友/同学/亲戚那里听来的以“我有个朋友/同学/亲戚”开头的故事。

一般来说，以“我老实告诉你”开头的对话，目的都不怎么老实。

一般来说，以“你是个聪明人”开头的对话，潜台词都是“你个笨蛋，我现在开始忽悠你啦。”

事实上，最常说“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进一个篮子”的人，是卖篮子的。

思考人生的最佳体位是蹲坑。

我感受到了世界的饿意

今天的咖啡又是川贝枇杷膏味儿的。

愚蠢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总会觉得自己很聪明。

聪明至少有一个坏处，就是总能发觉自己的愚蠢。

一微障目

多蒜胜 少蒜不胜 而况于无蒜乎
——《孙子兵法·吃面》

方法论比价值观难太多

我的毛巾 坚硬如铁

武大三粗
哈哈哈哈哈

长胖是生命中挡不住的缘分

生活就像坐地铁，由赶路、走哪都挤和不停看手机三个部分组成。
又及，一切比喻都有缺陷。

总会有艰难的生活，但不应有艰难的心。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没什么想说的。我只是想说。

成长的代价是再以无法直视水墨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了。

来点黄嘌呤生物碱化合物，强化一下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度。

远哥回国这件事，其实让我有点吃惊。在美国待了不少年，老婆也过去了，孩子也出生了，一落地就攥着绿卡，在通常我们听说的故事里，应该一家三口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直到繁盛重归沉寂，田园化为荒冢。

但他就是回国了，在南京做了小公司，拉了辩论队几个兄弟，慢慢地正在爬坡。所以当我决定去上海走动走动时，也同时决定了，要去左近的南京拜个码头。

隐约记得，很多年以前，远哥曾说，他心里还是爱着这国家的，希望她强大。我也记得，这国家让他失望过，就是大约两三年前他去中科院转悠一圈那次吧。隐约记得，在南京时我是问过他的，为什么选择回到这个地方。具体的回答今天已经想不起来了，大概的中心思想就是美国也不好混吧。

每个人都要向形势低头的。随着我们一天天长大，肩上背负的东西越来越沉重，终究是不能再如年轻时一般洒脱奔放了。

闻一多曾在一篇文章里引用过H.G.威尔斯评价中国人的一句话：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我从许子东那里听说这句话时，一时之间竟有点想要拍案叫绝的冲动。我们心中挣扎着那点的贪婪，都被这句话说尽了。

我们都走在入世的路上，又不肯放弃出世的欲望，同时还想凌驾于所有规则之上。既要闻达天下，又要归隐山林，还要恣意放纵。曾经以为自己也是旷达高远，许多年后再看，也不过芸芸众人。

我独自拎着相机绕着南京总统府走了一圈，胡乱拍了许多照片，作为曾经身在南京的记录。总统府门前熙攘的拍照留念的游客，让我一点也激不起游览一番的热情。而在总统府大门外，有一位老先生坐在路边弹奏扬琴，旁边戳立的纸板上有着又一个让人同情的故事，扬琴里奏出我不能理解的琴声。我给他拍照片之前，在面前的容器里投下了一枚一元硬币，是我购买南京地铁票时找零的一把元硬币中的一枚，他停下弹奏，站起来微微躬身表示感谢，我也微微点头作为回应。

又在一个不知何处的胡同里乱窜时，我穿过了一个拥挤的菜市，撞到两条胡同交叉的小路口，迎着阳光的墙角下，坐着一位老太太，闭眼晒着太阳，旁边一只大狗，全部的身子，从下巴到尾巴，整个儿都贴在地上，忽闪着眼睛看着我走过去。就是在那条胡同里，我遇到一家陶瓷小店，给袁媛买了一只便宜的发卡。

远哥在南京的居所，阳台上的风景绝佳。对着正东方向，前面再没有任何建筑遮挡可以一直望向远方的群山。从南京返回上海那天，是个大晴天。清冷的早晨，我站在阳台上，看见太阳从山后跳起来，耀眼的光芒刺穿了从那里到这里的全部时空。

已经从上海回到北京很多天了，但这个标题还是保持着仅有标题的状态，傻乎乎地戳在Evernote里。

我其实一直不明白，人们离开一个地方去另一个地方到底是为了寻找什么。许多人年轻时都有周游世界的梦想，我们厌倦这里，总想着要去别处，我小时候也有周游世界的梦想，跟当个科学家的梦想并列在一起。很久以后才终于明白，我们想去的别处，却也是别人厌倦的这里。大概就是在是十多年前寒冷的秋夜，全班同学结伴奔赴天安门广场等待看第二天的升旗仪式，只有我没有去的时候吧，我明白了这件事。

在我从上海去南京拜访李远的那个早晨，正好赶上了上海地铁的早高峰，在某个现在已经忘了名字的换乘站被人潮裹挟着拥进地铁车厢里，这世界上所有拥挤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在那个时刻如出一辙。让我再一次记起儿时关于旅行和跋涉的荒诞梦想。

长大以后我没有当科学家，周游世界的梦想也早就忘了。我对自己说这世界没什么好游的，再秀丽的风景不会欣赏还是体会不到美感，再别致的生活不会享受还是体会不到闲适。人文景观不过是死去的历史，有什么好看的，自然景观不过是演化的痕迹，没什么好看的。别处什么其实都找不到，一切要面对的问题、困难和挑战，在回到这里之后，仍将继续面对。一切痛苦都必须在痛苦中挣扎，要么碾碎它们，要么被它们碾碎。

如果不是袁媛出差，我应该一直也不会想到上海去的。

旅行最终能找到的，不是意义。意义是无法被找到的，只能被赋予。

说起来我也曾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寻找活着的意义。在大多数故事里，主人公最后都找到了活着的意义。而我最后找到的答案却是，生命本身毫无意义。物理学的背景，让我知道了时空的终点，知道了我们所创造的一切伟大文明在时空抵达终点时所必将面对的陨落宿命。我也不知道这些理解给予我的是悲观还是乐观，我只知道当我看到最后的命运之后，我每一天所做的一切事都不会再为未来担忧了。

唐剑虹学长的下巴上留着一撮小胡子，让我无法想象出许多年前他仍是学生时的模样。那些我未曾谋面的上古辩手，至此又少了一位。经我之手重新浮出水面的上古辩手，至此又多了一位。

我想有一天我也会不再每天早晨都把胡茬刮干净，而是换用小剪刀修剪，在下巴和腮帮子上留出一片又黑又厚的胡须，在后辈辩手的眼里，成为一位性格古怪又久未谋面的上古辩手的吧。

另外，王霖又更加胖了。

在上海的日子，大概也就这样了吧。

返回北京的火车上，有那么一会儿，袁媛靠在车窗上睡着了。

顺着她的侧脸望向窗外，一路都是深秋的炽烈绚烂。

曾经以为末班地铁会是很特殊的一班车，但坐了几次就发觉，对于赶上了末班地铁的人而言，这班车毫无特殊之处，末班的意义仅应验在那些错过了末班的人身上。当坐在车上时，我们也并不知道自己所乘的这班车已是末班，因为关于末班的描述仅会在地铁进站前几分钟在站台上广播，而车内的报站仍与平时一样，并无特别。

已坐在末班车上的人，完全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幸运。

我曾以为末班车会在每一站多停一会儿，以等待那些奔跑着追赶最后的时间的人，但实际上并不会。它仍像平时一样，只会停靠几十秒钟，一旦月台上的乘客都上了车，无论站里站外的通道中或楼梯上是否有人在狂奔，它都不在意。我想这是因为等待是没有尽头的，无论等待多久，也总有迟到的人在狂奔。于是它只是跟平时一样。

所以寻找末班地铁的特殊，似乎并不应该在车上寻找，而应该在未赶上的那些人中寻找。

有一次带着王霖在北京玩，错过了回家的末班公交。似乎是晚上7点10分或7点20的公交，晚到了五分钟。折腾了狼狈的一夜，直到接近凌晨才回到家。回到家以后才猛然醒悟，为什么不随便找个快捷酒店住下，一晚上也不过两三百块。也许是当时确实太穷了，学生时代两三百块顶得上半个多月的生活费，所以宁愿几番折腾，也不肯把钱这样花掉。

那大约是我第一次没有赶上末班。

错过了末班的人，往往不肯相信自己已经错过了末班。尽管时间已经过了，周围一起错过的人却仍在絮絮地怀疑着：“没赶上么？再等等吧，说不定呢。”人们盼望着末班仍在路上，仿佛错过末班时间的不是我们，而是那辆永远不会到达的公交。但最终还是要放弃的，某个突然的瞬间，我们就决定不再怀着渺茫的希望继续等待了。

还曾经很多次在西直门地铁站狂奔追逐最后一列地铁。有时很轻松，我冲进车厢时还要等待一会儿才会关门。有时很幸运，在车门关闭的瞬间，我抢进了车厢里。更多时候很倒霉，从楼梯上跨着大步跳下站台，却只看见几个或红或黄的尾灯消失在黑洞洞的隧道里。我曾经一度很愤懑，咒骂为什么末班车不肯在站台上再耐心等待片刻。不知有多少次，只需再多等一分钟，我就可以赶上了。但我其实又很理解他们的没有耐心，因为末班之后就可以下班了。下班这件事，是没有人愿意多等一分钟的。

所以每天都有人错过末班。每天都有人自以为能赶上末班却错过了它，当然每天也都有人以为已赶不上末班了却幸运地赶上了。所以确知自己仍然赶得上末班车的那种安心，简直是这世上最温暖的一种安心了。

然而让我好奇的又一个问题是，末班车司机要坐什么车回家呢？

跟这个问题一样让我好奇的另一个问题是，首班车司机又是坐什么车上班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