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时代烙印这个词，真的是形神兼备。烙印是在人、器物或动物上留下的火印，用作标记，比喻不易磨灭的痕迹。历史的洪流就如一块通红的烙铁，人则如草芥如牲畜，排着队依次烫过。没有任何缘由，只因你身处那个时代，就要无一遗漏地被它烧焦皮肉，忍受痛苦。其后漫长的岁月里，即使创口的结痂早已剥落，但那清晰的印记却难以磨灭。即使过去已经过去，仍将化为梦魇，在你自以为岁月平和人生静好时，在你毫无准备的安宁夜晚，悄然降临，把你扯进关于悲伤往事的残酷记忆。一生都成为它的附属。

许多年前李远曾对我过一句话，劝导我不要惧怕眼前的困难。大致的意思是许多我们当下看来难以跨越的沟壑，今后再回头看，也不过是一个轻松的起伏。这其实是一个因果倒置的诡辩术。因为只有跨过去，我们才有机会在多年之后回望，才能在一个更加轻松的位置，指着往事说，也不过如此。而在那个不曾跨越的当下，一切都是挟山超海。辩手们常用的小伎俩，在自己的表达中有时反而成了盲点。

所以总会有人过不去，总要有人用一生的时间寻求和解。我觉得人们有时很少提及过去的困难，就是这个原因。没有和解，不能原谅。

我偶尔也会听父辈和祖辈们讲起从前吃过的苦，但能够讲出来的，都已是笑话。奶奶讲起过去的故事，总是以“那时候可笑话的嘞”来开头。讲她在爷爷上班的工厂做家属工，讲她跟着大车去卸水泥，一米五不到的小身板，像男人们一样，扛着灰突突沉甸甸的蛇皮袋子，在大卡车的后斗里爬上爬下，挣那一袋水泥两个工分。可笑话的是，要不是爷爷是工厂的工人，她连去做家属工扛水泥挣工分的机会也没有。

还有“那时候可笑话的嘞”的故事，是全家攒了许久的肉票爷爷走了好远的路从极远的镇上的供销社抢回了一块肉，大年三十剁馅和面包饺子，那边奶奶在厨房里忙活边包边煮，这边我爷爷我爸爸我两个叔叔等不及就一边吃，包完了也煮完了也吃完了。忙活了半天，忘了给奶奶留一个饺子。

还有“那时候可笑话的嘞”的故事，是关于我爸爸的。说刚恢复高考的时候他去参加高考，去考场坐车要坐两天两夜，到了地方早已晕车晕得一塌糊涂，吃不好也睡不好，钢笔都不知道丢哪去了，还要临时找人借，居然借到了也是万幸，一边考试一边呕吐。自然是名落孙山。第二年好像又去了，还是无功而返。

还有“那时候可笑话的嘞”的故事，是我妈妈讲给我的。说她小时候冬天里放了学在外头跑着玩，结果跑丢了一只套鞋，回到家了才发现，被好一顿教训。我以前不觉得这故事有什么特别，长大一些更觉得，丢了一只鞋而已。昨天晚上，读完《乌克兰拖拉机简史》我突然记起这故事，才恍然明白，在那个时候，一只鞋子也是巨大的资产。

有时我常常诧异于自己的书单，总有那么几本书，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由于什么样的机缘巧合，在什么人的推荐下，又出于怎样的权衡判断，它们的标题进入了那个不长不短的列表。《乌克兰拖拉机简史》就是这么一本书。

写在封面上的推荐语，都说这是一部喜剧。我现在怀疑，根本就是书商为了卖书而特意印上去的。退一步说，我们接受《乌克兰拖拉机简史》讲述了一个喜剧故事，那就更加印证一直以来喜剧大师们有关喜剧的论断：喜剧的内核是悲剧。戏谑的笔触揭开历史浪潮中小人物的命运浮沉绝望挣扎，让人尤其觉得残酷。其实只是浅浅一瞥，但背后汹涌的沉重压抑还是让人透不过气。时代的洪流在每个人身上心上都刻下深深的印记，一生都无法摆脱。

父亲的一生都在逃离乌克兰，母亲的一生都在逃离饥荒，姐姐的一生都在逃离内心深处怯懦屈辱的小女孩，“我”一直被背负创伤的家人细心呵护，但却适得其反，“我”的一生都在逃离家人掩饰创伤时戴上的面具。

悲伤的往事一点点被揭开，在个体的悲剧面前，民族大义、国家兴亡这些宏大叙事全都退散了。留下的只有暗夜中蝼蚁微弱的哀叹、啜泣、悲鸣。

故事里，最让我难受的一个小片段。是父亲年轻时为了逃避兵役，为自己的妻子伪造了一个反革命的哥哥，以降低自己的家庭成分。没想到却为岳母带来的毁灭性的伤害。一个被隐藏的反革命儿子，这代表着清洗工作的严重失误，这是比自己当反革命还要可怕的错误。当然这只是故事的支线，主线之外的小插曲，次要人物的小结局，这位无辜的母亲遭受的拷问无需详述，无非就是她的门牙被敲掉了，正值壮年却再也不能矫健轻盈，只能拖着残躯了却残生。

所以总会有人过不去，总要有人用一生的时间寻求和解。但事实上我觉得我们没资格原谅，我们有什么资格替过去的自己原谅过去的时代呢。只不过我们除了和解，也没有第二个选项了。

我偶尔也会听父辈祖辈们讲起从前吃过的苦。也许有一天我也会给小朋友讲我小时候吃过的苦。但能够讲出来的，其实都已是笑话，所谓吃过的苦，到那时都会成为“那时候可笑话的嘞”的荒唐事。而那些永远不会讲的，矢志要带进坟墓里的故事，是我们不应忘记的悲伤往事，是我们无法谅解的过去。

题图摄影：Miguel Á. Padriñ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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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赛场之后我就不再看任何一场比赛了。这可能是我作为一个辩手最后的倔强。因为在培训教材里我撰写的那一小部分一开始，我就总结了辩论赛的本质，它是一场表演。

在我还能影响辩论队技术走向的时候，我经常告诫小朋友们，辩手是没有立场的。我们以说服评委而非说服对方为核心搭建了整个技战术体系。而一个技术全面准备充分的辩手，则可以随时在立场之间切换。在训练中，我们经常会在不设正反方的情况下，让辩手一起进行准备，之后临场随机分配正反方，把彼此了解信息完全对等的辩手分为两组进行对抗，甚至在中间环节就让辩手交换位置。就是要抽离题目的预设立场，单纯地锻炼辩手的辩论技术。

比赛的获胜方并不代表真理，而是代表了获胜一方有更好的议题控制、叙事技巧、辩论技术和情感表达。更本质地说，是获胜一方有更好的隐蔽逻辑漏洞的能力。

于是辩论场就只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场所，但却不是一个合格的实践岗位。如果一个人长期活跃在辩论场上，我认为是一种浪费。就像一个人去健身房锻炼，拥有了强健的体魄却只是追求卧推更高的数字，而没有走出健身房去搬更多的砖，就是一种浪费。

赛场给了一个辩手学习锻炼施展才华的空间，也很容易成为一个辩手的舒适区。所以在我还能影响辩论队辩手成长的时候，还经常告诫小朋友们，辩论不是一辈子的事，但辩手是一辈子的身份。不知他们是否曾经体会到个中深意。

从这个角度看，赛场上一个有价值的辩题应该是政策性辩题，而非价值性辩题。我们曾经努力推动新生赛多出一些关乎学生切身的政策性辩题，小处说，可以讨论是否应该让大一新生参加四级考试、学生宿舍是否应该通宵供电；大处说，可以讨论是否取消高考加分、培养计划调整是否让学生参与；更大处说，可以讨论上海与北京的号牌政策孰优孰劣、西安和南京的积分落户如何抉择；甚至说，去讨论一个国家的基本国策、外交战略。通过政策性的题目，引导年轻的辩手思考现实，思考具象，思考如何分析问题如何解决问题，思考如何有所舍有所得有所收有所放，思考牵一发动全身的大局观，思考四两拨千斤的玄机巧妙，思考长短远近利益均衡的痛苦与牺牲。

我也曾一度沉醉于金钱是否是万恶之源、美是主观感受还是客观存在这样形而上的题目，夸夸其谈确实华丽风光，但击穿那工巧的外衣，实则如空中楼阁，如泡沫炫影。

名画与猫就是这样一个题目。

我为《奇葩说》的所有辩手感到悲哀，尽管我一集也没看过，尽管他们完全不需要我的感到。他们共同成就了一场又一场华丽的表演，却也如许多华丽的表演一样，没有对世界的演进留下一丝影响，只留下了看台上的欢呼雀跃和散场后的一地鸡毛。

我想这是辩论赛的宿命。你以为是在对真理进行思辨，但看客给出的命题作文，只是想看你带着镣铐跳舞，只想欢呼你的炫技，只想要烟火般的喧嚣繁盛。雷鸣般的掌声，海啸般的赞美声，送给聚光灯下的小丑。

我已经不再与人辩论。生活的辩论场上没有评委，如果对方不愿意被我说服，那我们没有必要辩论，如果对方愿意被我说服，那我们更没有必要辩论。正如敌人不相信你的解释，朋友无须解释。

我想起很多年前罗永浩和王自如在优酷直播的那一场论战。王德山让我评价一二。很可惜那场论战我一分钟都没看过。于是只好引用了理学院辩论队辩手手册中的两句话，作为我的价值判断。第一句是，辩风即人格，辩论即人生。第二句是，一个自大的辩手往往会在生活中遭到更大的失败。

时隔多年，我依然觉得挺正确的。

题图摄影：Jason Rose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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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点点。

村上春树在《舞舞舞》中，借五反田之口说了一句话，叫做：“人这东西真是不可思议，一瞬之间就长了好多岁。莫名其妙！过去我还以为人是一年一年按部就班地增长岁数的哩。但不是那样，人是一瞬间长大长老的。”没有找到林少华的译本，不知道这句话是否在林的译本中被缩略成网络上流传的版本：“我一直以为人是慢慢变老的，其实不是，人是一瞬间变老的。”只有变老，没有长大。

不过离开了书中五反田和“我”对话的那个语境，对大多数人的自我感慨而言，也确实没有长大，只有变老。人们只会在觉察自己变老时叹息，而不会在觉察自己长大时叹息。甚至大部分人无法察觉自己的长大。因为许多人在心理意义上从不长大。

其实大部分人也并不能自知衰老，而是只能感受到外界反馈的变化。

我总是能想起小时候在杂志上看过的文章，作者絮絮地抱怨着家人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洗手间的镜子怎么擦都很模糊，楼梯台阶莫名其妙地变高了，往返了多年的小路突然冒出了许多起伏的小坡；故事的主角把这些变化归咎于掩盖秘密的家人，总是偷懒的保姆，做事毛糙的修理工和不负责任的市政管理。当然作为读者，我们知道这是作者的艺术手法，刻画了一个日渐老去的身体里否认衰老的脆弱游魂，说是惧怕衰老的游魂也行得通。

我想，所谓人是一瞬间变老的这件事，在人的潜意识里，是对死亡的一种否认。

人类有一种独有而永恒的焦虑，就是关于死亡的焦虑。对死亡的恐惧，万物皆有，而对死亡的焦虑，只有人类才有。在通向死亡终点的路上，衰老包藏的深长意味，是不言自明的。但对于死亡，人们又有一种自相矛盾的信念：每个人都知道要死，可没人愿意相信这一事实。在《相约星期二》中，老教授莫里给了这句话一个十分光明的解释，我很喜欢。但我更喜欢它的黑暗面，就是无论接受与否，每个人都将亲自面对这个事实。

大二那年在地铁上，第一次被小朋友喊叔叔。之后很久我都把它作为一次标志性事件，代表生命中一个旧时代的终结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骄傲着自己的挺拔和成熟。像许多热衷于感慨自己老了的年轻人一样，我表面上沉痛追缅着一去不返的青春年少，内心却是狂喜万分，认为自己一步迈进了责任的世界。每一年辩论队招新，都会听到一届又一届的辩手们沾沾自喜地说诶呀一代新人换旧人我们是老人了，或是议论着今年的授徽仪式要请哪位老人发言，曾经稚嫩的面孔如今都饱经风霜。很多年前在理科文化月的闭幕仪式上，我大概也处于同样的心境里，我嘴里伤心地说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我们都要被碾成渣渣了，心里却雀跃着呐喊广阔天地我来了等着被我碾碎吧。

那时的我们，勃勃雄心如烈火，只想着用力燃烧，从不挂念有一天会熄灭。直到发际线、枸杞和起夜的玩笑成为日复一日的真实生活的一部分。直到现实世界用她残酷而暴虐的爱，狠狠地教育了我们。生命的后半程步步紧逼，或者更准确的说法是，后半程的阴影以看不见的速度悄然蔓延，我们慌不择路。

现在我开始有点觉得辛弃疾是个坏人了。一段《书博山道中壁》把后世的愁思都置于了两难的境地，先有“不识愁滋味”堵住了所有少年人的嘴，而除了稼轩居士本人，后来所有的“欲说还休”，又都因这一段，成为了一种模仿得更加笨拙的“强说愁”。说与不说，都是矫情，胡同抓贼两头堵大约也就是这个效果了。虽然用太白老师的“眼前有景道不得”来自比，实在太骄傲了，但那股被搪得欲言又止欲如鲠在喉的难受劲儿，我想还是挺接近的。

那天游完泳洗完澡，又在健身房入口处的休息区玩了会儿手机，才穿上厚厚防风棉衣往外走。路过超市门口稻香村，买了几样小点心，都是自己爱吃的，也没要塑料袋，一边走一边往背包里使劲塞，背包太拥挤，东西一直往外溢，使劲儿颠了颠才勉强系了口儿。来到户外，摸出自行车钥匙，在凉风里弯腰去够后轮上的U形锁，腰一弯，背上背包里的东西就往后脑勺涌，我卡在几辆电动车和自行车之间，有点上下不能。突然觉得自己有点狼狈。虽然只有一点点。

我猛地想起《舞舞舞》中五反田的那句话，又想起《相约星期二》中老莫里的那句话，又想起《书博山道中壁》中辛弃疾的那句话。随后我不敢让自己想起风起云涌，不敢想起日落月升，不敢想起树叶什么时候变黄，不敢想起孩子什么时候长出了第一颗牙齿。我怕我想起了这些事，就相信自己确实是老了一点点。

很多天以后，袁媛对我说，芥末姥姥姥爷这次回去，她心里总是有许多不安。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的心中也常有许多不安，未曾找到答案，具体的不安是上有老下有小一笔又一笔的花销从哪来，抽象的不安是明天是什么未来怎么办生活何时是终点。我很多次想问我的父母，他们在我这个年纪时，是否有过同样的不安，最后又是否找到了答案。《老友记》里Ross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前，他有点焦虑而去请教父亲，问老盖勒是否曾因要成为父亲紧张过，而老盖勒说自己当时忙着晒干农场的种子，顾不上紧张。我大约也能想象出，在我父母那里会得到什么样的答案。

莫名的，我又想起徐键说每一位队长都是卸任那天成长的。做父母，可能也有点类似。懵懵懂懂上马，跌跌撞撞前行，终于有一天学会了七七八八，又到了交接的时候。

我想我确实是突然老了一点点吧。

题图摄影： Aaron Bu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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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值得玩味的问题是，苏轼写下“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时候，心安了没有。

前两年理学院辩论队做15周年纪念刊，提及我的博客时，编辑同学写了一小段介绍，形容我的文笔“始终透露着少年气，是始终用自己的眼光丈量和记录这个世界的少年”。

小朋友们的意思当然是在夸我，想说我纯粹清澈，没有烟火气。我自以为受得起这个评价。但我自己也知道，同一件事总是可以有两种完全相反的表述。少年气的一体两面就是“涉世未深”与“不谙世事”。即使到今天，我也未能摆脱后青春期的长大未成熟，身体里跳动的依然是一颗放不下的少年心，总是凭借动物本能来反馈外界刺激，面对阻碍，第一反应永远是强硬的对抗与冲突；灵魂里的幼稚和执拗就像是不安的鲶鱼，总会不适时地蹿出来，搅乱心绪和步伐。最终表达出来的，不是外圆内方的豁达，而是色厉内荏的虚弱。

有一天我跟Ray说，我做事有时候很幼稚，只对人，不对事。不衡量利益，只关心态度。好声好气地商量，那便一切都好商量，做不成买卖，也做得了朋友；若是态度不好，那我也没有好脸色，铁头对头铁，无非就是鱼死网破大不了推倒再来。

然而更多时候，对抗的结果仍然是回到谈判桌上，用文明人的语言和行为，把那些不文明的事情搞定。可是每当这时候，我又想起外交家们常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也得不到。不过这句话也有它的一体两面，就是说这句话的人不只有外交家，还有战争贩子。

周末去哪儿的小伙子第二次到店里来的时候，我正在给绿萝浇水剪枝，听着他絮絮地把内部培训PPT上的话术要点照本宣科地搬到嘴边，心里觉得可笑又可气。我不知道他去其它合作伙伴那里谈生意的时候，是否都沿用同一套策略和说辞，总之在我这里，我只感受到了他的自以为是和咄咄逼人。我不知道是平台的能量让他们的业务员丧失了好好说话的能力，还是这位小伙子错误地以为平台的强势可以成为他跋扈的资本。反正我也以尖刻的言辞回复。事实上，当我开始表达讥讽和嘲笑的时候，我已经不打算把这单生意向美好的方向推动了。最后的崩裂，时间上是结果，逻辑上却是原因。

小伙子气鼓鼓地头也不回地走了之后，袁媛跟我说，没必要把话说的这么绝，毕竟对方是渠道，早晚也要合作的，即使这次没谈拢，也不应该把关系搞僵。其实我心里也有点后悔，没必要说那些难听的话，但还是难平一时的激愤，说我们回头自己再从北京的关系联系也行，这样的平台又不是只有这一个业务员，这种笨蛋业务员，早晚干不出业绩被淘汰。

其实所有的愤怒都没必要，因为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去做事的。一切的情绪失控，不但于事无补，还会过早暴露底牌。

迟早我都要手刃身体里那长不大的少年，剜出那颗少年心，掐断那股少年气，戴起面具，永远微笑。用一句几年前互联网圈里流行小说的时髦话形容，叫做藏好自己，做好清理。

人们提起苏轼，总说他的辞赋是在触景生情借物喻人抒发作者在政治逆境中随遇而安、无往不快的旷达襟怀。我也喜欢苏轼的开阔，可是那少年今天还活着，挣扎着，像鲶鱼一样翻滚扭动，从渔网中一次次脱出，或许像匹饥肠辘辘的郊狼，露出的牙齿滴下腥臭的涎水，伺机等待着闯上门的倒霉猎人，于是心中就总有个诛心的小声音，时不时蹿起。

那个值得玩味的问题是，苏轼在岭南写下“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时候，心到底安了没有。

若我是苏轼，心里想的应该只有，江湖高远，去他妈的。

题图摄影：Dominik Van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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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洗手间的镜前灯一直都没有装。

两年前的装修，前前后后拖拉了半年多的时间，但直到结束，我们也没确定到底要买什么样的镜前灯。装修队最后撤走的时候，就把接了电的线头留在了洗手间镜子上方，等某一天选好了我们自己装。两根从墙里伸出的铜线，顶端包裹绝缘胶布，在那一杵就是快两年。我们的镜前灯始终没有选好。

这期间，洗手间的照明一直由浴霸上的照明灯来完成。

爸爸不止一次地说，找时间还是应该把镜前灯装上。一来浴霸的照明灯效果有限，使用镜子的时候人脸是背光的；二来浴霸的照明灯如果坏了，更换比较麻烦，不如镜前灯换起来方便。让我随便买个便宜的先用着，以后有合适的想换了可以随时再换。

本着“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但我就是不想听，听人劝吃饱饭但我就是不饿”的原则，镜前灯的问题，在一次又一次地提及和敷衍中，被长久地搁置了。

但是下定决心也就那么一瞬间的事。正好家里的构造又要调整，买了一堆玩具、家具和设备。同时也就顺手在京东上买了没有任何造型的基本款的镜前灯。然后第二天就收到货了，然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作为一个受过专业物理实验训练的大学肄业生，当然知道应该怎样操作电路。早在高中的时候串联并联开关导线电池组小灯泡无论是纸上的电路分析还是实操的绕线连接我就全都门儿清了。操作电路的第一步，就是切断电源。

控制镜前灯的开关，安装在浴霸开关的旁边，样式和规格和家里其它位置的照明灯开关一模一样。它保持和其它开关断开时的位置一样的位置已经长达近两年的时间。“那它当然就是断开的啦。”我自信满满地说。于是我摆好塑料凳子，穿了塑料拖鞋，举着镜前灯，挎着绝缘胶布和剪刀，爬了上去，来到彼此遥望了近700天的两个孤零零的线头前面。“左边的是零线，右边的是火线。”我指着它们说。左零右火嘛，我高中的时候就背过了。

镜前灯上预留了三根线，蓝色的接零线，红色的接火线，黄色的接地线，但是没有地线，就保持绝缘头在上面不动。蓝零红火嘛，我知道，高中时候就背过了。把灯具这一侧的线头也从胶皮里剥出来，黄澄澄的铜丝软软的，顺着手指的揉搓千回百转，简直就是刚到法定年龄的小萝莉。

我一边压抑着肮脏的想法嘿嘿嘿地笑着，一边把灯具上蓝色胶皮里伸出的铜丝和墙壁上指向左侧的铜线缠绕在一起，用绝缘胶布紧紧裹住。然后再是红色线和墙壁上右侧的铜线。我捋顺了灯具上的铜丝，捏在右手手指间上，左手去抓墙上裸露在外的铜线。

我听见了自己的尖叫。就像我是另外一个人，听到了“我”在尖叫。

原来触电的时候，人是没有感觉的。喊声完全不受控制，自然而然就发了出来，声音甚至先于触电的认知。还好，被弹开了，所以还活着。被弹开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被电了。大约只被电了一瞬间，但自己对这段时间到底有多长，没有丝毫印象。以前读书，总见到作者有这样的描写：“只听见自己的尖叫”，或是“也不知时间过了多久”，或是“仿佛心跳漏了一拍”。还有一见钟情的人们说“那是触电一般的感觉”。当时总是不明白，这些感受究竟是怎样的。现在我全都亲身体验过了。

我屁滚尿流地站在凳子上发呆，手冰凉腿发软，全身不停地哆嗦。手指尖开始觉得有一些灼烧般的疼痛。袁媛从客厅跑过来，我说我触电了，她说：“咱还没买保险呢。”

我从凳子上下来，看着镜前灯的开关，确实是和其它开关断开时的位置一样。也就是说，这个开关被接反了。有且只有这一个开关被接反了。

经过几个小时的心理建设，我拉断了配电箱里的总闸，又去楼梯间的电表箱拉断了电表上的漏电保护器。再次鼓起勇气站上凳子，战战兢兢地把镜前灯装好了。告诉袁媛这个好消息的时候，她说：“我说刚才怎么Wi-Fi没了呢。”

总而言之，时隔两年之后，镜前灯终于有了。把习惯从浴霸照明灯换到镜前灯，以及适应这个反向的开关，似乎还需要不少时间。那两个裸露在卫生间潮湿环境中的线头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都保持着通电状态，没出意外真是万幸中的万幸。而我现在已经是和阎王爷正式交过手的人了，以后应该可以更厉害一些，说不定还会多出什么超能力。

我已经戴了隔音耳塞，但仍觉得周围嘈杂无比。被遍布吸音孔的硅胶隔音材质填满的耳洞里，时刻都有着盛夏时的蝉鸣。

但我又确实听不到周围人的声音，坐在对面的同事正和其它同事商讨问题，距我一米远。我盯着电脑屏幕，微微扭过脸假装思考的时候，眼睛正好可以看到他的嘴一张一合地倾泻着说辞，但耳朵里却仍是只有盛夏一般的蝉鸣，耳膜感受不到原本应配合他嘴唇翕动而持续震荡的空气波。

那蝉的声响实在是太密集了，以至于完全没有中断。仿佛在炎热的夏日午后置身于空荡荡的学校操场，见不到人，更听不到任何声音，只有操场周遭那一圈细弱的白杨树上，无数的蝉隐蔽在枝头叶下，彼此竞逐似的振动响器，撩拨着异性的冲动。那竞争激烈到每一只蝉都拼劲了全力，一秒钟也不肯停歇。

这就是我戴了隔音耳塞之后，在耳朵里听见的声音。不知是真的安静了，还是蝉声太嘹亮盖过了其它所有声音。

总得来说，就像是炎热的夏日午后置身于空荡荡的学校操场，无比寂静，也无比喧闹。

耳朵里嗡嗡不停的白噪声，总让我想起把海螺扣在耳朵上的声音。儿时的童话里说，因为海螺来自大洋，所以它带着海的声音，把海螺扣在耳朵上，就能听见海浪的声音。

很小的时候也曾去过海边，但海浪是什么声音，却早已模糊了，只对电视里播放的画面和书本里记载的拟声词有认知。所以在我略微懂事之后，看到有关海螺的童言，立刻就开始神往，从巨大的海螺里听到海浪是什么感觉，说不定还能从那声音里嗅出海水的冰凉与海风的咸腥。

一个偶然的机会，从朋友处得来了一个海螺做成的号角。第一个动作不是吹响它，而是比划着要扣在耳朵上，寻找海浪的声音。

结果当然有点失望了。我一脸神圣而庄重的表情，缓缓地把小螺号的开口靠近耳朵，期待着似曾相识却又惊艳无匹的海浪声从神秘的螺旋形空腔里传出。然而我听到的却只是呜呜的声音，有点像雪地里的风，卷着雪呼呼奔走。就像在辽阔的平原上，雪下了一整天终于停了，风却大了起来，在全无遮挡的雪原上狂奔。这时把门打开一条缝，凛冽的风尖啸着往屋里挤。而那个雪世界就装在小螺号里。

风声很大，却没有海浪的声音，更嗅不到海水的冰凉与海风的咸腥，也没有风卷雪的寒冷。就只有声音。

有关海螺带着海浪的浪漫想象，就此破灭。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原来不是一定需要海螺的。拿个玻璃杯扣在耳朵上，也是一样的效果。甚至用手掌虚握出一个空腔，盖在耳朵上，也能听到类似的声音。就和刮风的日子里，在家中隔着玻璃窗听见的风声差不多。

据说海螺里的风声，和隔音耳塞里的蝉鸣，其实是耳廓里血液流动的声音。那声音平时也存在，顺着肌肤骨骼传导，只是另有太多需要捕捉的声音，所以就难以察觉。而隔绝了外界的空气震动，血液流动的微小声音，格外清晰起来。

把隔音耳塞摘掉，嗡嗡声猛地消失，世界仿佛忽然醒了一样，又像是掉了音箱线被重新插上，各样声音从四面八方涌来，环境变得立体充溢。

看来确实是安静。

我想人类是应该被悲悯的，因为我们创造出了自己的灵魂和肉体无法承受的精神世界和物质力量。就像一个孩童手持利器恣意玩耍，浑然不知手中挥舞的并非玩具。

仅就我有限的所知，许多人类学者的研究，最终都不可避免地指向这样一个结果，人类的动物性本能远远滞后于人类社会业已建立的文明体系和科技水平。我们的造物在过去数百年时间里飞速进步，而我们自身依然拖着数百万年演化而来的古老与陈旧，未能与我们亲手革新的世界共同成长。

这显然是一种悲哀。

人类关于自身的洞察，应该也在此列。

从技术上讲，《狂热分子》这本书基本上就是一套群众运动武器化指南。虽然霍弗从始至终只是以一个观察者的视角和口吻来描述群众运动，抽离其中的共性，形成结论。但以这些结论反向推演，拿去指导实践，那么说它是手把手教你发动革命也完全不为过。如果把群众运动视为一件武器，那么从武器强度上来评判，跟写了一本核武器制造详解效果差不多。

也正如作者自己所说，他在书中对于群众运动没有加以任何价值评判。因此在他眼中，宗教运动、革命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都是无差别的研究对象。无论是无产阶级发起的工人暴动，还是法西斯煽动的纳粹浪潮，都是失败者和畸零人在某种狂热思想引导下，爆发出的抛弃自我追求集体认同的思潮涌动。

从这个意义上讲，《狂热分子》就更是一本技术指南。它可以被用来指引推翻暴政的人民革命，也可以被用来指引制造恐怖的极端组织。

在我看来，这本书另外一个意义，在于揭示了群众运动的轮回。运动的参与者们，也就是失败者和畸零人们，其实无所谓运动的方向与目标，他们在意的只是运动本身，他们想要的只是身处一场运动中以获得伟大的自我感知，去享受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进的宏大苍茫，去填补在日复一日的庸常生活里无法满足的空虚的心。

每一场运动，最终都随着既得利益者的志得意满结束，因此也伴随着新的失败者和畸零人。他们随时准备着，被新的狂热者带领，进入新的轰轰烈烈。

每一场运动，都以打破旧枷锁为起始，以获得新自由为口号，但最后使一切归于平静的，并非新自由，而是新枷锁。

和霍弗同时代的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的观点，也许可以为枷锁永存提供印证：人注定是要受自由之苦的。

自由的选择，也就意味着要承担选择的责任。但那些在运动中被推来搡去的可怜人，从来就不想被任何责任束缚，因此也终将失去自由。就如羊群一般。

即使人类已经创造了如此灿烂辉煌的文明，人群却依然如羊群。我们的智识依然在缓慢的演化中与数万年前相差无几，使得我们自己的造物震惊了我们自己。

我们的灵魂患有一种叫狂热的疾病，我们随时准备打碎枷锁，又迫不及待套上新的枷锁。

我想我的大脑是单线程工作的。前一个任务没处理完，后面的任务就只能排队等着。

这有点像拉屎，先到粪门的屎必须先拉出来，后来的屎才能排队到粪门，然后拉出来。所以如果已经抵达粪门的屎便秘了，那后续的屎都只能在后面等着。即使后来的屎因为又多吃了纤维素并没有干燥结块，仍然保持着湿润柔软顺畅的状态，也得慢慢等着，等便秘问题解决了，才能依次序猛地倾泻而出。

我的大脑也是这样。前一个任务的输出卡住了，即使后续的任务更成型，更适合输出，也更有输出的畅快感，但囿于前面的任务卡壳了，也只能在后面排队。

便秘当然是痛苦的，所以我的大脑也因此而痛苦。

这和考试答题不一样，考试答题如果遇到难题，可以跳过留到最后再想，甚至可以直接放弃。但拉屎不是这样，消化产生的每一克食物残渣都是必须排出的，不存在早餐吃的太油腻屎不好拉我们放弃那顿饭产生的屎吧这样的选项。让大脑卡壳的任务也是屎，就像没有任何屎可以绕过粪门，那些必须完成的任务，也不存在这太难了我搞不定我们别做这任务了这样的选项。在逻辑上，一个必须完成同时又可以放弃的任务，显然是不存在的，空集不含任何元素这一点是由集合论早已定义过的。

不过，大脑输出和拉屎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拉屎是客观限制必须先来后到地排队，而大脑输出必须先来后到地排队，是我的偏执。

我一会站起，又一会儿坐下，挠挠头皮，用拇指的指甲挑出塞在食指和中指指甲里的头屑，再摸摸大腿，把那些秽物偷偷地弹在地上，然后又站起又坐下。去接一杯水，慢慢地喝完，再去厕所撒尿洗手，把水泼一脸再湿淋淋地回来，坐下，一会儿又站起。把电脑抱在腿上，又把电脑放回桌上。一会儿又站起，来回走动，绕着椅子转，一会儿又坐下。扶着额头像是在思考，其实是大脑在痛苦地便秘。皱起眉头眯起眼睛像是在仔细阅读资料，其实还是大脑在痛苦地便秘。忽然把键盘敲得劈啪响，光标呼噜呼噜在Word里吐出一大段文字，好像有所进展，但很快又都删掉，其实还是大脑在痛苦地便秘。

大脑的便秘，让我偏执。我的偏执，又让大脑更加便秘。

嘿。这里又和便秘一样了。越是想拉屎，越是拉不出来。可越是拉不出来，拉屎的执念就越是强烈。坐在马桶上做沉思状，越坐腿越麻，后来的屎们一次次地借着肠道的蠕动向前推搡，可粪门和堵着粪门的干结成块的大便，一点要放松的意思也没有。

于是便秘的人们就需要一些方法和工具。大脑输出卡壳的人也一样。要ToDoList，要番茄计时工具，要DeadLine，要外力的帮助，来让卡住的任务向前推动。

坐在工位上，或是坐在马桶上，耐心地等待着，心平气和地酝酿着，慢慢地使力，不急也不缓，放松呼吸，让身体自己去反应，不催促也不迟疑，用日拱一卒功不唐捐的豪言壮语轻轻地鼓励自己，感受体内里一次次的颤栗和抽搐，感觉大便艰难地一点一点挤出狭窄的通道。

直到通畅的那一刻。所有拥塞在直肠里和胸腔里的快意都一泄而出。

我就知道，今晚可以放松地睡个好觉了。在下一个卡壳的屎到来之前，我一直都可以睡得很安稳。

（为理学院辩论队15周年纪念刊写的卷首语）

2001年交大论坛，在理学院2000级学姐刘丽君的带领下，理学院组建了共有七位2001级同学加入的参赛队伍。这七人分别是张楠池、李远、刘涛、唐剑虹、夏吟、张爽、李燕强。当时的队伍只是为了交大论坛比赛而临时组建，但后来长久存在的理学院辩论队之雏形，就在这七人的心中诞生了。

到今天，理学院辩论队已从萌生于七人心中那颗极小种子，成长为一株十五岁的小树，枝蔓散开两百余位辩手，贯穿理学院从2000级到2016级17个年级，足以撑起一片阴凉，遮蔽一方风雨。并随着时间的不断延续，她还会继续成长。

十五年的时间，说长也长，说短也短。它长到让昔日的热血游侠步入当立之年，长到让曾经的懵懂孩童成为少年英雄，长到让辩论队的创立者们回首往事时才发觉已为这支队伍倾尽半生，长到这样的时间再重复几次我们的人生就将近尽头。

在这十五年里，我们完成了队伍的草创，撰写了标志着一群人脱离无序团伙成为有序组织的《纲领》，推动整个队伍具备了纪律性和延续性；我们搭建了高效的辩论人才培养、选拔机制和输送管道，编著了属于理学院辩论队的辩论教材；我们创造并坚持了许多可贵的传统，制作了旗帜和徽章，一年又一年严肃的授徽仪式，让不同年级辩手的感情有了共同的寄托；一代代辩手励精图治，最终使得我们可以调集近十年的资源只为一场比赛的爆发，并在那之后拿下一个又一个冠军，成为整个交大辩论场上无人可以小觑的力量。

与此同时，也如当初设想的那样，我们知道辩论不是一生的事业，因此我们超越了一支辩论队伍的身份局限，甚至超越了一个学生组织的能力范畴，如家训中所说的那样，寻求从走兽到飞鸟的蜕变。

我们裂变出数学建模协会、诗社、馥思文学社，它们曾经或现在旺盛的生命力代表着理学院辩论队的辩手在辩论之外的惊人才华。我们建立了自己的在线社区和百科网站来避免联络和知识在时间的演进中逸散；我们运转了理辩图书馆、图书捐赠计划、Kindle捐赠计划来加强整个队伍的文化沉淀和知识积累；我们筹备了理辩基金会，来吸收离校辩手的物质回馈，支撑校内队伍的日常运转，并为日后更加长远的资本行动埋下伏笔；我们阶段性地完成了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挑战着对一个规模化的企业而言也是无比困难的知识管理；我们开办讲座，在新老辩手之间共享留学、科研、工作、创业乃至生活、兴趣领域的经验和智慧；我们组织沙龙，让行走于不同商业维度的辩手可以互通有无，甚至碰撞出新的财富机会。

所有这一切，随着时间的流逝，其意义和影响都愈发显现。理学院辩论队的辩手们，聚在一处，便是熊熊烈火，散于八方，即是满天星辰。

所以到了现在，我们可以组织起数十人的力量，筹备盛大的庆祝活动，纪念过去十五年的艰辛和辉煌。可以编撰这样一本刊物，作为整个辩论队在这个历史时刻向过去漫长岁月的深情回望。

但十五年也很短，跳进人类文明的时间长河，十五年只不过是无数转瞬即逝的浪花之一。对于辩论队希冀的遥远未来而言，这也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头而已。一个十五岁的少年，采芹舞象，初学射御，整个世界才刚刚向我们敞开怀抱。而我们即将面对的世界，很有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动荡最具挑战也最充满机遇的时代的起始点。未来的人们，回头再看我们所处的时代，也许会评价这是一个绵延长久的动荡期与变革期的开端。

我们应该向自己发问，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存在？我们将要做什么而改变什么？

或许这些问题最终不会有清晰的答案，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只有15年历史的全部由年轻人组成的年轻组织而言，探索本身一定比结果更有意义。

理想永远在尽头等我们，我们要做的，就是走向它。

当我们在路上，May Science Be With You.

芥末出生的第二天，也就是超过24小时不到48小时的那段时间里，的白天，我们仍然面临着取什么名字这个艰难的问题。袁媛和我，还有王霖，全都在病房里，或躺在床上，或蜷缩在沙发里，眼睛紧盯着手机屏幕，手指上下扒拉，翻阅着经史子集，嘴里不时蹦出个奇怪的词语，和马姓连在一起，试试看是否能组合成一个貌似正常的名字。结果当然依旧是一无所获，一个个纷纷感叹自己原来这么没文化，十几年学都白上了，因此被嘲笑“三个大学生起不好一个名字”。

大概从去年四月开始，给小朋友起名字的事情就提上了日程。因为袁媛已经抢先领取了吃好睡好休息好这一重要任务，起名字的工作就落在了我的身上。

任务启动的第一步，就是打开搜索引擎，寻找相关的网站，不是寻找参考，而是要把上面建议的名字全部排除在外。但第二步该做什么，大脑一片空白。

据我实践以来，起名字的难处，归结起来其实只有一点，就是要在无边无际的无意义中拼凑起意义，只是这意义非比寻常，既要卓尔不群，又要通俗易懂，还要意境深远，更要好认好读好写做到雅俗共赏，而且最好能与典故呼应，对于大多数父母而言，显然又希望这名字能被自己赋予一些特别的含义。单凭自己翻字典，想从随机组合中找到一个词语，满足这个标准，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翻了几天新华字典，就放弃了这条路。决定翻翻古书。

据说起名字一般是女诗经男楚辞文论语武周易，意思是男孩起名可以参考《楚辞》，女孩起名可以参考《诗经》，想要文气一点参考《论语》，想要武勇一些参考《周易》。再加上其它的百家经典、唐诗宋词，林林总总，少说有几百万字可以翻。所以我真正去里面寻找名字时，还是大海捞针一样无从下手。

最先拿出来供讨论的名字，是“衿佩”，语出《诗经·郑风·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青青子佩，悠悠我思。”本身是首爱情诗，意境优美，而且在后世的演变中，“衿佩”又有青年学子的意思。唯一的遗憾是，这是一首单相思的爱情诗。而且因为是第一个被讨论的名字，典故也很大众，不够独特，在以后还有更好的这一梦想的指引下，它很快就被搁置了。

在把诗经和楚辞通读一遍之后，我认为，之所以没能选出合适的名字，是因为这些诗词离我都太遥远了，不是时间上的遥远，而是感情上的遥远，虽然字词优雅，但都不能让我产生共鸣，像是“关雎”、“无邪”、“玄商”等等。太近了所有人都有感，早就被用过了，太远了我又无感，难以说服自己。于是，转换方向，开始在我喜欢的诗文里寻找，我先满意了，事情总会好办一些。

这时最先想到的是李清照，这个历史上几乎是唯一的女词人。一来是我略微熟悉一些的宋词领域，二来用李清照的词给女孩起名，对这个孩子未来的文化期许，是不言而喻的。可惜李清照后半生太漂泊，词文中颇多哀怨，也是文章憎命达，越是写的好的词，情感越是凄切。翻来翻去，也只在“云中谁寄锦书来”一句中找出一个“云书”。另外柳永太伤、姜夔太愁、辛弃疾太怒，一些词语虽然做名字十分精妙，但一涉及原词出处，气氛就变了。感时伤怀总归是不适合名字的，诸多选择都被放弃。

然后又想到了苏轼。我所知道的几位宋代词人里，苏轼应该是最开阔的一位了。大江东去的大开大阖，有吞天之势，令人神往。但他的词，要么刚猛，老夫聊发少年狂，要么悲戚，夜来幽梦忽还乡，都没有合适做名字的。不过他给他的儿子赋了一首《洗儿诗》说：“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倒是也让我想直白地效仿一番，于是又提出了“小愚”这个名字。表达上足够特别，用典也上追苏轼，不枉我年轻时热爱过《赤壁怀古》。

当然，它毫不意外地，也被否决了。

沿着“小愚”的思路，又有了“呆呆”，两个呆在一起，合成个槑字，是“梅”字的古体写法，芥末的预产期是冬天，梅花将开，所以形神都合。 和“小愚”基本同一时间提出的，还有“三无”，出自我喜欢的《逍遥游》一篇中：“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盼望小朋友可以生性豁达，逍遥一生。当然，它们也统统都没有通过。

如此几次之后，我几乎就要放弃了。又翻着律诗绝句，奔上了一条奇怪名字的不归路。出品了一系列诸如“大长”——“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种风格的名字。

其实古诗中也遇到几个可用的名字，比如“窗含西岭千秋雪”的“千雪”，“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的“依北”。但都觉得很普通，随时可能重名的样子。

随着预产期的临近，名字的抉择也日益紧迫。是继续在浩如烟海的古老记录里翻找，还是在已有的选项中接受一个？这个问题每天都要折磨我一下。我一会儿觉得现在的名字都不够好，肯定还能想到更好的，一会儿又觉得继续下去估计也很难再超越现在了，毕竟自己的水平就这么高，过一会儿又想名字可是一辈子的事情，还是慎重一点再好好想想，再过一会儿又跟自己说唉反正芥末长大以后不满意了可以自己改，我就先差不多随便给她来一个吧。

一边这样左右摇摆着，一边继续在诗经楚辞唐诗宋词里挑挑拣拣，希望可以运气好有点新发现。在我把这个命题甩到辩论队的群里后，大家给出了更加稀奇古怪的名字。比如梦绮，因为历史上马腾的儿子叫马超，字孟起，既然是女孩，不妨谐音梦绮。绝望的我甚至把这个名字也列入了备选之中。

最后的最后，在经历了不知多少轮内部挣扎和外部讨论之后，还剩下两个名字。分别是“池羽”和“安歌”。

它们都是在起名字任务接近尾声时，才被提出的。“池羽”出自《诗经·国风·燕燕》：“燕燕于飞，差池其羽。”是燕子准备飞翔，张开羽翼的意思，字面的寓意是向上的，充满生机。而这首诗又是一首送别诗，有一种说法是在描绘送别姑娘远嫁时的情景，所以从中提取的意象当作一个父亲给女儿起的名字，长情之外淡淡的伤感，也很令人心动。

“安歌”出自《楚辞·九歌·东皇太一》：“扬枹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意思是高举鼓槌敲起鼓，舒缓地打着节拍唱着歌。安歌就是安详地唱歌。这是一首祭祀歌，东皇太一是古代祭祀的最高神，在楚辞中是最隆重庄严的一篇，场面华美热烈。其中的奔放与欣喜，是十分显然的，而安歌一句，却又说歌声是安详的，有一种闹中取静的趣味。遣词并不深刻，但又很独立。

我把这两个名字，又甩到辩论队的群里。引发了一场吃鱼党和马鞍党的大讨论，大家都玩得挺高兴，但对于最终决策，还是没有任何帮助。

在临出院的前一天，也就是即将在出生证明上写下名字的24小时左右，我又问袁媛选哪个，袁媛说你决定吧。

我看着沉睡中的小朋友，安静得像一汪湖水，纯净而平滑，轻缓地翕动着，忽然醒了，微微睁开眼睛，在浅浅的波纹里倒映出整个世界。

我说，那就叫安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