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喝彩的舞蹈

立秋之后，已连着下了两场雨。第二场雨从昨晚开始下，早晨似乎暂停了一会儿，然后又接着下了几乎一整天。临近黄昏时才彻底停了，被高大楼宇切割成条状和块状的天空，转成蓝色，靠近太阳的云也在边沿泛起一层金黄，有点像煎得很嫩鸡蛋清。

写景的部分大致就这么多了。我其实不会描写景色，因为不懂观察。我觉得会不会观察，并不取决眼睛而取决于表达。只有能把观察的结果经过加工之后再度表达呈现，才叫做会观察。而我就是一个不会表达的人，不论是怎样的景观，我都不知道怎样在文字上将它还原。我想这不是文字能力的问题，因为即使是把相机给我，我仍然没有能力把景观还原。它们在我眼中是一个样子，在照片却是另一个样子，写在文字里更是面目全非。

所以，我因为不会描述，所以不懂观察，又因为不懂观察，所以不会描述。

而说起文字的能力，我其实也不会讲故事。一般来说，有趣的事情经由我的讲述就会变得乏味干瘪，既没有跌宕起伏也没有转折高低，我不知道怎样把聊天时的热烈反应在文字中，不知道怎样把真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在使用上帝视角转述时仍能保持其中的戏剧感。

我想这应该是技法的问题，从没有经历过专业的训练，也没有什么讲故事的天赋。

背后的根源其实还在于自己没货，没有丰富的经历、见闻和学识，也没有高超的技艺方法。不管写了多少字，都是在格子里爬，从来也没有直立行走，更不用说跑起来。

我一直都羡慕那些满腹经纶的读书人，提起笔来就文思泉涌倚马千言，信手拈来旁征博引无所不知，一个字一个词就能展开一篇文章，从词源典故讲起，纵向都是历史变迁，横向填满诗文经典，谈吐之间机锋闪耀。那画面就像从一个点放射出数条脉络，再延伸交错成一张大网，扫过时空，兜起的满满当当沉甸甸的都是货。

可我又是个不擅长读书的人。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反复了几次，终于把《高级迷信》读完，读书笔记却只做了两段。原本想读完之后写一篇总结，又觉得笔力太轻，实在无法挑得起为这本书写感受的重担。于是只是草草把红色的“进行中”三字改成灰色的“已完成”，表示这本书已可以列入成就。但自己心里清楚，一本书到底读了多少，懂了多少，想了多少，又有多少成为自己的一部分，可以作为将来的输出。

然后就匆匆忙忙开始下一本。

羡慕转化成渴求，而渴求却制造了焦虑。但还是没货。

结果就是每写一段时间，就像被掏空了一样。其实根本没掏出多少，但因为存量太少，只需几下就空空如也了。

现在，大致就是这么一个状况。

直到今天，我仍然不明白旅行的意义。而且我想在相当长的未来里，我都会继续困惑这个问题。尽管我也去过一些地方，看过一些风景，遇见一些故事，我仍不明白旅行到底为所为何事。或许是我旅行的太少，又或许是我过去的行程都未能体会旅行的乐趣，又或许我天生就是个有神经缺陷无法体会旅行乐趣的人。总之如果有假期，我宁愿选择宅在家里玩玩游戏，也不愿去陌生的地方旅行。

早在几年前，我似乎就已理解了这个问题。无论是去哪里或不去哪里，也无论是玩什么或不玩什么，重要的都不是“哪里”和“什么”，而是同行的人。所以在与谁同行和去往何方这个抉择中，我一直都选择与谁同行。

当我坐在厦门机场听着一条接一条延误通知时，我想这一次的旅程大概就结束在这里了。住了阳台对着大海的酒店，吃了生意特别火爆所以服务特别强势但生意仍然火爆的海鲜，见了蹬着尖头细跟高跟鞋晃着白花花大腿的美丽姑娘，以及站在房间的阳台上隔着花园和海滩远远地望了一眼那片海，我想这一次的旅程，大概也就要这样结束了。

厦门其实是个很好的城市，但我却没有能力描绘她。这似乎又源自我绝望的世界观，我的眼中几乎看不见美好。美丽的风景或动人的故事，我会在理性上知道它们是美丽动人的，但却只看在眼里，不能落不进心里。这有点像，我知道某个价值观是正确的，并在理智上判断其正确性，却不能领会它的正确。说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可事情大概就是这样。

古人说要哀而不伤乐而不淫，可惜我每哀必伤，一乐也只会淫。息怒哀乐都写在脸上，即使是打游戏这种小事，赢一把也半天合不拢嘴，输一局也许久都闷闷不乐。因为自知太容易物喜己悲，所以我有意无意想要克制情感，显得有城府。但其实，克制对美好的喜悦十分容易，而克制愤怒和悲伤，十分困难。如此往复强化，最后的结果就成了，容易生气却不容易高兴。

我只是觉得遗憾，时间总是太少。只是坐在主人准备的车里，赶满行程。我也想换上花短裤穿上大背心趿着人字拖独自一人慢悠悠走在小岛上狭小弯曲的巷子里，寻找城市的另一面。但我又太懒。而且找到了又能怎样，也许只是留下许多照片，回到家整个儿从存储卡里剪切出来，再在电脑中新建一个名为某月某日去厦门的文件夹，把它们粘贴进去。然后几年也不再翻动。

于是我只是站在阳台前面望了一眼那片海，心里说我来过了。然后就走了。空着手也空着心。

当我站在阳台前面望着海发呆时，杜杀在身后拍了一张照片。逆光中的我只剩一个黑蓝色的背影。他给我看照片时，我想起Hi，World！出发时那张牛仔骑着马在日出的光辉中行进的照片。

那一天的文案似乎是颜桥写的。内容是，既然决定出发，留给世界的就只能是背影。

如果下班之后要去沃尔玛，那就不能走司法部南面的小胡同，而要走外交部北面的大路。从朝阳门到东大桥这段路上，共有三个过街的地下通道，经由这条路先去沃尔玛再回家，我需要经过其中两个。

因为沾了“地下”两个字，所以地下通道这个普通的交通设施也凭空多了一些秘密活动的意味。其实从逻辑上，这是一种很荒谬的延伸，仅仅因为名字带有地下二字，以及环境是黑暗和隐蔽的，就让其内涵也有了地下和隐蔽的成分。但文化就是这样的，不讲逻辑。所以我们只会在地下通道里见到流浪歌手卖唱，却不会在过街天桥上见到流浪歌手卖唱。

每次我经过这两个地下通道时，都会遇到卖唱的流浪歌手。其实这些流浪歌手未必真的在流浪，只是但凡做这一行的，都要让自己呈现出如在流浪中的模样。摊开的琴盒放在前面，戳一块牌子，写着自筹学费之类的字词，琴盒里凌乱地放着大把的一元纸币，也有些五元十元，然后旁若无人地谈着木吉他，唱着关于青春的痛苦与彷徨的歌。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也想去地下通道卖唱。虽然我唱歌难听之极，但这只是为了玩。那会儿大约还是在东四十条上班每天坐地铁从西直门往返的时候，地铁的出口处往往也是很长很长的地下通道，一端连接灯火辉煌的城市，一端连接拥挤荒败的地铁月台。东四十条的地铁出口，也总有个小伙子在那里唱啊唱啊唱。突然有一天我一拍脑门，觉得弄一把破琴，学几首简单的歌，每天下班路上，站在地下通道里唱一小时，当做一种生活方式，只是为了好玩，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若是有人给个三块五块，这一日的地铁钱就赚了出来，要是人品爆棚得个十块二十，这一天的饭钱都有了。

可惜最后还是没有成行，它就和曾在那些年月里想过甚至计划过的许多荒唐念头一样，被时间的灰尘掩埋了。

可我每次再在地下通道里遇见流浪的歌手时，还是会想起这件事。也会想，这些在这里唱歌的人们，除了唱歌还有着怎样的生活。他们是不是像我曾试图尝试的那样，有着另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只是因为好玩才会在下班路上在此处玩票。又或者他们真的是生活所迫。又或者，他们真的是有着音乐的梦想，在地下通道里等待伯乐。

如果你不去问他们，就永远不会知道真相。可即便问了，也未必就能得到真相。毕竟一个人心里在想什么，谁也不知道。

就像城市一样，人也有两个面。一个里面，一个外面。通常我们都察觉不到两个面的转换，但在一些时刻一些地点，它们会猛烈碰撞，刺激感官。

丰联广场下面，临着朝外大街，有一家星巴克。星巴克的门口是很宽的人行道，总是往来着各色人群。隔过人行道紧贴着柏油路，有一处兼卖炸臭豆腐的汽水小摊。如果风向和风力合适，你能在这个位置嗅到城市两面的猛烈碰撞。如果你在这里驻足，能看到写字楼里出来的衣着光鲜的男男女女，也能看到衣衫破旧的苦力甚至乞丐，他们擦肩而过，喝着从同一个小摊买的矿泉水。

然而你却没法说谁是城市的里面谁是城市的表面。明亮的写字楼里，也有着灰暗的角落，有着奇怪的潜规则，有着不能见光的蝇营狗苟。按说这时候，该写地下通道里的光明与正义，来说明地下也是这城市的真诚，然而不是，那里也有粗鲁的匪帮和凶狠的团伙。最多可以说，那里有真实，但仍没有真诚。

有时我站在过街天桥的中间，看着脚下公路上的汽车排列得仿佛垒得严严实实的砖块，从朝阳门一直排到建国门，两边的建筑因为透视在远处变得越来越逼仄，像一道峡谷把车流夹进一条紧窄的小路。抬头就是辽阔无比的天空，尽管它灰暗无色，但却仍是天空，只是没有谁能从峡谷的小路中跳出来。

有时我站在地下通道的尽头，望向另一个尽头。另一个尽头的人，也站在那里，望向这个尽头。

背景里，全是流浪歌手唱的，关于青春的痛苦与彷徨。

徐键终于也回老家结婚去了。这几天总在开回老家结婚这个死亡Flag的玩笑，但到底也没能兑现，很是遗憾。这几天也总在开徐键的身高腿长肤白貌美女朋友的玩笑，但说起来也挺长时间没有见到了，所以也终归只是玩笑。然后徐键喝完最后一杯酒，和漂亮妹子一起回老家结婚去了。

这些年我送过许多人离开北京，不知多少次在北京机场巨大的穹顶下，或是在西站南站北京站拥挤的候车室里，看着一个个或胖或瘦或高或矮的身影挤进人流消失不见，只在脑海中留下匆忙间回头摆摆手的影像。他们中大部分走了就没有再回来。

我已经完全想不起来2005年第一次见到徐键以及05级其他辩手时是什么情景，那年已经是顾旭、陈铭、宋晶路带领的辩论队，而我那一年正迷失方向迷失得不亦乐乎，所以完全不记得辩论队在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但现在再回忆，在所有我接触得比较密切的几级辩手中，大约也就是从04级到07级，05级这一拨人是最难压服的。一方面我那时本就气盛，浑身是刺，毫无学长威仪，另一方面05级的几个人，也全都锋芒闪耀，每个人的胸膛里都装着一大堆勃勃雄心。

从时间上来看，2005级为主力的这几年，也正是理学院辩论队在经历了2004年的惨烈失利之后，士气最为低迷的几年。而这几年我正是我自己沉沦在黑暗的自我迷失中的时间。更晚一些的辩手，还可以说，我看着他们成长，而05级的辩手们，则可以说，我与他们一起成长。我完成了自己的挣扎与救赎，他们则承上启下，带领辩论队渡过了她的黑暗年代。顺带还建立了徐键的数学建模协会和张海的诗社。

我仍能记起高阳对待小辩手的严苛，能记起我拍着柯郑林的肩膀对他说任重道远，记起与孙文胜争论关于队伍发展的理念，记起经管小妹追着我问邓彦是不是有女朋友，记得许多。但记得再多，终究也会忘的。后来他们毕业了，走着走着就有的去了上海，有的去了福建，有的回了重庆，现在徐键也要回成都了。这无疑是一件能开枝散叶的好事，至少我们的辩手以后去这些地方，都有地陪了。

徐键在2010级辩手的授徽仪式上，发表了一番题为《自我建构》的演讲。他说我们的历史要由我们自己来撰写，他说，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是谁，我们在做什么，我们为什么做这样的事，而最终我们又会成为谁。我后来催着他把那天的发言整理成文稿，发在论坛上。之后几年，每一次老辩手在队内的发言，我都追着他们把内容整理成文，发在论坛上。这些文稿在今年春天被徐键整理，汇入他主导的辩论队历史资料汇编工作，算是他离开前留给辩论队的遗产。我们玩笑说，把这些文章汇总在一起印本小册子，就可以做辩论队的思想政治教材了。

这支队伍毕竟还是松散的，每一年我们都一边前进一边徜徉，时不时走些弯路或是回头路，但总算一直在往前走。其实“前”是一个很奇怪的词，什么是“前”？真的很难回答。2011年交大论坛决赛的前几天，我去学校看小辩手们准备比赛，徐键悄悄对我说，若这次我们赢了，我们就要思考这些问题：我们代表了什么？我们为什么存在？我们将要做什么而改变什么？这些哲学层面的问题，关乎整个理学院辩论队存在的意义。

问题提得很好，但问题很好提出，而答案却仍在迷雾中。

几年前坐在下面认真听讲的10级，今年夏天也已经毕业了。时间这种东西，不能去观察。不观察，还可以装作不知春秋浑噩过活，一旦观察，就发现它的流逝之快，简直无法让人承受。

当我附耳向蔡冬雪询问才能把名字和人一一对应时，我知道这支队伍已经又有无数新人涌入，昔日我们埋下的种子正在迅速成长，在这里日渐高大，并开始在别处生根发芽。

那天是夏至以后，下午刚刚下过一场大雨，下班路上经过朝鲜大使馆东面的那条小街，小街两侧是郁郁葱葱的刺槐，一阵微风吹过，满树的绿叶中却飞下了几片半青半黄的叶子，飘飘荡荡落在湿漉漉的柏油路面上。再往前看，长长的小街，和两边的人行道，都已经星星点点染上了青黄之色。

我知道这个夏天又快结束了，我也知道新的开始又快来了。

每个人都有故事，但只有极少的一些有机会讲出来。而讲出来的故事，又只有极少的一些有机会被别人听说。而被别人听说的故事，又只有极少一些能广为流传。

大约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次记忆，父母曾给我讲他们小时候的故事。比如妈妈小时候出去玩跑丢了棉鞋不敢回家，再比如爸爸参加高考车舟劳顿丢了钢笔连考两年还是留下遗憾，又比如在我未满月时带着我坐火车一路上连屎带尿的狼狈不堪。许多故事在许多年后讲起来，都是笑谈，但在当年，却都不是故事，而是牵扯全身每一根神经的真实。

至于爷爷奶奶的故事，就更加稀薄。尽管他们都还在世，但关于他们年轻时的故事我却一无所知。我听奶奶说起过她做家属工的日子，在工地扛着水泥袋装车卸货，为积攒一个一个的工分，填饱连我父亲在内一共三个儿子的肚皮；也听奶奶说起过年时去镇上买回猪肉包饺子，一边包一边煮我的父亲和叔叔们一边吃，饺子包完了，这边也吃完了，买回的猪肉奶奶一口也没吃上。爷爷的脾气极其温和，从小到大没见他生过气，平时话也不多，只是爱看电视，老爷子也不擅长讲故事，即便去问他，想来也讲不出什么，所以他年轻时的故事，就更加难以探知了。

但我却知道，每个人都有故事，很多很多故事。只是没机会讲，没有人听。

我总会想起一句话，原文不记得，大意是“不要嘲笑遇到的每一个人，他都正在为你所不知的事情而竭力战斗。”不论是报摊的老板、菜市的大娘、保洁的阿姨、快递的小哥，每个人背后，都肩负着我们无从知晓的重担，他们也为这一肩挑起的重担竭力战斗。

同时我也觉得无比遗憾。所有这些战斗，都足以惊天动地，因为他们不止是故事，而是牵扯全身每一根神经的真实。但这些故事，从未有人知晓。

但历史就是这样残酷，只有极少的故事被讲述，极少的极少被记录，极少的极少的极少被流传，大部分的人生，唯一的宿命就是被遗忘。时间演进的过程，就是把往事一遍遍洗刷让它们消失在洪流中的过程。

在我明白这件事之后，我便常常绝望，常常怀疑一切的意义。既然注定要消失，那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其实有很多种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比如妈妈常说的，反正会饿，为啥还要吃饭。她这样说，并非为了回答我有关存在意义的问题，而是为了回答我“反正会再乱，何必要收拾”或是“反正会再脏，何必要擦洗”这样的问题。但我认为，如果我问她存在与意义，她还是会用这句话来回答我。

我没有给她解释过存在与消失并不能简单类比于吃饭与饥饿。因为我解释不清。这几年她开始信佛，佛经读了几大本，如果要探讨存在和意义，她一定比我厉害。

一旦开始思考意义，人就会变得痛苦。因为没有答案而痛苦，更为痛苦的是，这些问题没办法请别人帮忙回答，更没有标准答案。只有自己痛苦着，折磨着，盼着有一天能够想明白。

老板新写的书出版了，他在里面回答了一部分有关存在和意义的思考。这让我很羡慕他，至少这些问题他找到了一些答案，还有一些仍在寻找的路上。

而我，还一无所有。

两年前写过《三年之后三十岁》，如今已经两年过去了。我记得有一次问王较瘦，似乎也就是两年前，那时我27岁，他29岁，我问他对于即将到来的30岁是否有恐慌。他说当然，而且何止正在恐慌，早在27岁28岁时就已经开始恐慌了。可我那时却还觉得时间遥远路途漫长，一切都来得及。

然而，等时间“咣”的一声跳出来，指着道路前方不远处一座清晰可见的界碑对我说，你看就是那里，的时候。我有点觉得，可能不是一切都来得及。

有多少故事还没听？又有多少故事还没写？自己的故事写在哪里？自己的故事又将有谁看？而在这所有之上，别人的故事自己的故事所有这一切最终是否有存在的意义？全部问题都还没有答案。

最近几夜，花卷常在凌晨时凑在我耳边唱歌。我醒来之后，张开胳膊，它就蜷进臂弯发出安静的呼噜呼噜声。

这也让我很羡慕，至少听起来，它的生活目标很清晰。

公路很直，两侧高高耸立的路灯排成两排向前方延伸，到远处时灯泡就连成一条线，灯柱隐没在夜色中，只剩两条光线合成一道光锥悬在空中。

司机师傅在内道开得很稳，影子随着出租车匀速前进，很有节律地从后方移动到前方。当车子从桥坡上驶下，可以看到对向行驶的汽车前灯的光芒融汇成一条黄色的河流，同向行驶的汽车尾灯的光芒融汇成一片红色的车河。

我靠在副驾驶的椅背上，每隔几秒就被路灯照亮一次，接着再隐入车顶的影子中。

不知有多少次，这样打车回永安里，都是同样的景象。我望着窗外，再一次感叹喧嚣之后的加倍寂寥。但今天又有所不同，因为刚刚看完蒋达峰在话剧团的毕业大戏。

这是我第二次看交大话剧团的毕业戏，上一次看是2007年，也就是我该毕业而未毕业的那一年。那年我挤在天佑会堂最后一排熙攘的人群中，看了一小段《恋爱的犀牛》。今天我已经不太想得起彼时的心情，但似乎是十分轻松的。因为已经确定无法毕业必须延期了，所以反而放松了许多。

但在那之后，我又熬过了许多艰苦的日子。

其实说日子艰苦，也许对于日子并不公平。因为绝大多数情况下，并非日子本就艰苦，而是人把它变得艰苦了。所以准确地说，在那之后，我又亲手把许多日子变得艰辛苦涩。

在我搬到永安里之后，我便常常会在深夜时坐在出租车上于二环路上奔行。有时是从交大回家，也有时是从巨石大厦下的网吧，还有时从立水桥或是马家堡，偶尔也从潘家园或其它奇奇怪怪的地方。我喜欢不讲话的司机师傅，喜欢临近午夜时他们爱听的收音机里播放的温婉柔和的歌曲，喜欢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喜欢光影交错。窗外光怪陆离的世界，在那一段短暂的安静里，也变得不像白天那么令人恐惧。即将睡去的城市，似乎不会伤人。

但那些睡去或未睡的人，都知道自己的生活正在面对怎样的痛苦。我常常会想起晓东说过的话，他说我们这帮人，表面看来都满不在乎，可实际上深夜里一个人躲在被窝里哭没哭过，自己心里都清楚得很。

许多年后，蒋达峰请我再去看话剧团的演出。我心中很恐慌。我以为这就像基督山重回巴士底狱，尽管那里已成为旅游景点，但往日的痛楚仍令今天的人倍受煎熬。

我想我还算很幸运。伤疤还在，但已不疼了。

回到家里，王林在QQ群里问我为什么不在学校，达峰找我找哭了。其实他的演出，已让我哭了三次。

几年前，我连续几篇博客都在讲往事，王静问我是不是在与过去告别。在她问我之前，我并未察觉，在她问我时，我才恍然，我那时确实是在与过去告别。虽然我并没有直接回答她，但我却清楚地知道了，那是我爬出深渊之后，向万丈黑暗回望的一眼。

其实每个人都必须不断与过去告别，但却不能每天都做这件事，因为它需要勇气，也需要时间的磨砺。所以每个人又都活在自己的历史中，同时慢慢等待，积蓄力量，突然有一天时机成熟，就会发现，时间和自己都向前走了。

正如上次告别时所写的，“那时的感觉，似乎是剃光了头发一般，再长新的。”

脚步是谁也停不下的，就像黄晓月说的，土豆单独看你觉得还挺年轻，但是跟学弟们一比，你立刻就老了许多。

而我则只好用曾经安慰文静的话，再安慰一次自己。

岁月是为了获得智慧必须付出的代价。

徐键一进门，就说站长你这屋里还能住人么？

我知道我这房间确实不太能住人了。墙边的小桌子上已叠起了两层外卖饭盒，旁边的沙发里堆满了未洗的脏衣服，紧挨着的床上冬天的棉被还没收，夏天的薄被又揉成一团，一片混乱中还混杂着裤衩和袜子，甚至还有书本、插线板、晾衣架、窗帘钩这些奇奇怪怪的物件。放电脑的书桌上，左手摞起高高一摞书，最上面的一本已经蒙上了一层灰尘，右手也摞起一摞早该扔掉的废旧杂志，杂志上又横七竖八地扔着外卖袋，两侧高高耸起的书堆把电脑围在中间，电脑周围乱糟糟地挤着杯子、卷纸、笔筒、饮料瓶、耳机、剃须刀、移动硬盘和一大把硬币，桌面上沾着吃外卖时滴下的油花混合尘泥形成的大片黑色污渍。地板太久没有刷洗，任何有拐角和角落的地方，哪怕只是电线拖在地上这种轻微遮挡，都堆积起大团的猫毛，鞋子甩得到处都是，没有一只是成双的，而每一只鞋子上也都沾着猫毛，因为有毛所以穿得少，因为穿得少所以毛更多，如此循环之下，有些鞋子像被猫住过一样。

房间里，几乎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地面以上，每一个可以随手放杂物的地方，桌子、凳子、椅子、沙发、暖气片、床头箱，都被堆满了杂物，广告传单、各种票据、零钱整钱、有用的工具、没用的玩意、超市塑料袋、快递包装盒、杯子、腰带、头盔……它们借着相邻的家具层层叠叠来回交错，形成了一个复杂而混沌的忙乱集合。

我一直都知道，这屋子早就必须收拾了。但却一直没有收拾。任由它每一天都比昨天更加脏乱。

上次徐键来时，就说站长你要注意生活的品质。我说我一个单身汉要什么生活的品质，我每天的生活就是上班下班吃饭睡觉，醒着的时候就叫个外卖捧在电脑前面边玩边吃。徐键就说站长你不能这样。

几乎每一个朋友，都说我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有时候我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但世界就是这样，知道是一回事，做又是另一回事。就像跟李劳在无数次谈话中提及的那样，我们都知道问题在哪里，也知道原因是什么，更知道道理是什么，还知道方法是什么。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一应俱全，但仍是一次又一次陷于人性的软弱，让自己沉沦在矛盾和荒诞中。

抱怨房间又脏又乱的是我，但不肯收拾打扫的也是我。抱怨上班时一直犯困的是我，但每天凌晨两点仍搂着电脑不肯睡觉的也是我。抱怨矮瘦无力打架打不过别人的是我，但每每提及锻炼又找各种借口推脱的也是我。抱怨工作总是堆积成山的是我，但总是拖延不肯遵从计划的也是我。抱怨小说开写了几年却只写了几千字令人失望又绝望的是我，但提笔就犯懒不愿想也不愿写的人也是我。抱怨生活混乱不堪的是我，但屈服于原始欲望不愿做出努力和改变的也是我。全都是我。

所有的事情说到底，总要有人来做。

这话我早就对自己说过，但却极少做到。也曾与辩论队的队友们说，告诫大家不要让讨论流于讨论，要有勇气碾压来自外界和内心的阻力，有力量推动事情向前变化。今日想来，自己都没做到的事，却要求别人做到，实在十分惭愧。

隐约记得几年前，曾对都督说，自己的事终究还是要自己去搞定。当时这话，不止对都督说，其实也对自己说。而在今天看来，仍然要再对自己说。然而说来说去，还是什么道理都懂，做起来却是另一回事。

更好的生活？每个人都想要。但对于我来说，似乎应该从打扫卫生开始。

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穿有鞋带的鞋子时不系鞋带。儿时学系鞋带似乎还颇花了一番力气，现在每天让鞋带穿在眼儿里，松垮垮地甩出好几个圆圈，真是有点让那时的辛苦白费了 。

我第一次见到不系鞋带的人，是从美国来的亚当同学。那年他16岁，高中暑假打工赚了点零花钱，于是休学一年跑出来玩。那天在天安门广场，临近傍晚，我像很多来北京上学的大学生一样，在周末去城里的景点闲逛，遇见他。他背着一个超大的旅行背包。我也像很多这个时代的学生一样，看见外国人就忍不住上去用英语说两句。

但当时是亚当先说话。他对我说你好。我也回答你好。然后他说这是他唯一会说的中国话。我说没关系，我会说比你好稍多一些的英语。

接着他说他叫亚当，当然他并没有说自己叫亚当，只说自己叫Adam，我是后来查字典才知道这个名字翻译成亚当。而当我后来查过字典之后，我又怀疑这是不是个假名字，因为如果一个中国人说自己叫李四，那很可能不是真名。只是现在已经没法验证我的疑惑了。

他说他16岁，暑假打工挣了点零花钱，休学一年出来玩。我说好厉害，我已经上大学了还没独自旅行过。他问我哪个学校，我回答之后他说没听过，因为他只知道清华和北大。

接着他说，他这几天去了长城，又去了圆明园，现在准备去故宫。说中国很美，但是他走路实在太多，又背着很多行李，所以脚丫子快疼死了。

我低头一看，看见他穿一双白色旅游鞋，鞋带没有系，松垮垮地敞开着。下身穿一条宽敞的大短裤，上身穿一件T恤衫。背上超大的黑色旅行包，高高超过头顶。

我似乎有问他，为什么不把行李放在酒店。他似乎回答，晚上的飞机所以酒店已经退了。现在再想，他还真的是独自旅行，连个旅行团的大巴车也没有，不管走到哪，都要把一身的行李背着。

在故宫门口我们就解散了。没有交换联系方式。

我不系鞋带的习惯，似乎也不是在学校里养成的。那时的习惯更多是不解鞋带。不论什么鞋子，脱的时候都是强行踢掉，穿的时候也是强行塞进去。而且，很多时间里，我都是只穿拖鞋，不涉及鞋带的问题。

这件事，和许多其他事一样。你并不知道到底是何时开始的，但当你察觉时，他们已经持续很久了。

中午吃饭，在楼里等电梯。我在电梯门外的走廊地板坐下，靠在墙壁上。同事说土豆你鞋带开了。我说本来就没系。同事又说挺好你这个范儿有意思。我说还好还好，这样能让我走慢点。

下班回家的路上，天色将晚未晚，爬过一座过街天桥。桥上吹来习习晚风，驱散一整天的燥热，让我觉得慢点走，挺好。

小时候，看动画片，或是电视连续剧，因为一天只播一集，所以就总是很着急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故事，一旦错过了播出时间就会十分痛苦，不知道自己关心的人物后来怎样了，也不像现在这样视频站那么发达可以随时补番。而那时便会有一个担心，若是剧集或是动画片还没播完，我就死掉了，后面的故事就看不到了，得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儿时的担忧总是如此的朴素。

但在那时，就已经懂得，能够进入“未来”是一件好事。

后来读过柳文扬的《一日囚》，对不能进入“未来”一事就更加恐慌。幸运的是，我这样的人应该是赶不上科技发展到能够把人囚禁在时间中的时代了，于是就很庆幸自己不会被困在时间的囚笼里，不但可以完整地从昨天进入今天，也心安理得地知道，我将会从今天再进入明天。并如此周而复始直到生命终结。

但随着越长越大，我开始觉得，也许时间的囚笼并不需要什么技术来把我关进去，我本来就是在里面的。

每天早晨，我都会在7点第一次醒来，感觉到花卷蜷缩在腰腹处散发出暖暖的体温，然后翻身继续睡。直到8点闹钟响起第二次醒来，关掉它，再翻身继续睡。半小时后第三次醒来，从枕头底下拿出手机，随便翻翻无聊网站，到8点45。然后起床、穿衣服、洗漱、摸摸花卷的头、背书包、开门、出门、关门、下楼、走路上班。

沿着东大桥路向北到日坛北路，左转向西走到尽头钻进三丰里社区，穿过社区到达外交部东门，再绕进南面司法部南门面对胡同，从胡同出来右转上天桥、过马路、下天桥、进写字楼等电梯、上电梯、下电梯、进公司、见到昨天刚刚见过的同事、然后开始一整天似曾相识的工作。

当每一天都沿着同样的轨迹重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和昨天同样的时刻上，你做着和昨天完全一样的事情。比如每天9点03分出门，再比如每天9点14分路过三丰里社区那家很好吃的早点摊，跟油条师傅打个点头招呼，再比如每天9点22分从在司法部门前上访的老太太身边走过，再比如每天9点24分踏上过街天桥的第一个台阶，再比如每天9点31分40秒完成打卡，20秒后跟总监说，咱们打卡机时间又快了。

当每一天都在同一时间段走过同一段路时，你就会发现，处于同样状态的不止你一个。比如，大约一个月前，我慢慢注意到，每次早晨过天桥的时候，都遇到同一个妹子，男朋友送她从西向东过马路，而每天晚上下班路上穿过三丰里社区时，会见到她一个人逆向下班。再比如，每天下班走到日坛北路快到东大桥路路口时，又会见到一个长腿俄罗斯妹子，踩着黑丝高跟，风情万种地相向而来，再相背远去。

刚开始注意到这些事，会觉得很有趣。人与人之间仿佛形成了某种约定和默契，每天走来走去就像在赴约一样，隐隐有种期待和刺激。

但当每一天都如此重复，我终于生出了恐慌。这样的日复一日，与困在时间囚笼中的B先生，又有什么区别。

然而人又是充满了矛盾的物种。既不甘安定重复，却又惧怕变化。日复一日固然无趣，但无趣的另一面却是安定，正如我曾写过的Hi，World！文案，所谓安定，就是知道明天会和今天一样。可是真若让人打碎眼前的安定，迎接变化与未知，我又立刻变得恐惧起来。我写那句文案时，心中是带着对自我的嘲笑的。

生活就像在长直的无摩擦平滑轨道上滚动的小球，不会加速、不会减速，更不会转弯，也看不到尽头。只是一直向前滚动。

我已问过了辉辉，又问过了都督，还想问更多人，可其实自己的事，不论问多少人，最终还是要自己决定。我想要让它与过去不一样。我想让自信再次膨胀，想要再次执剑腾跃，想要再次推动变化。

有时想得太多，也不是好事。

还在学校时，辅导员总说，不要等撞到头破血流才后悔。

但是这一次呢，我可能真是准备撞个头破血流了。

每次回家，爸妈都会问我，是否还常去学校看看辩论队的近况。每次我也说，一年去个两三次吧。爸妈也会玩笑，说你去了还认不认识。我说，神奇得很，他们都还认识我。

记得住在交大东路那个短暂的秋天和冬天，我有不少时间还是在学校里消磨的。甚至有时还会坐在教室里长久地发呆。辩论队的大小比赛，还会去掺和一下，帮忙准备，或是买吃买喝。还会为比赛的输赢不肯释怀。

搬到永安里之后，距离远了许多。生活和工作一直在变化，去学校的机会也越来越少。那时大梵说离学校远一些对我来说是好事，毕竟住在学校边上，虽然诸事方便，但却无法真正脱离校园的阴影，也无法完全进入一个已经工作的人应有的职场心态。

现在看来，也许是有道理的。

而住在远处的另一个好处是让我意识到保持联络的重要性。当联络太容易时，便容易忽略联络的价值。而在远处时，才察觉它的意义。

所以才在我搬去永安里的第二个月，有了辩论队的网站。虽然因为懒惰而疏于维护，大家的活跃也是有一搭没一搭，但这种东西，有了总是比没有要好。

大概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每年我都尽量把刚刚接任的队长教练一级的辩手和即将毕业一级的辩手，分别攒到一起，请他们吃个饭。请他们在队友纷纷退役和离校之时，保持联络。

这支队伍说到底，还是维系在人的身上。

而它与其他队伍的不同又在于，它并不通过一个人或几个人来维系。至少在我的期望与想象中，它在纵向上是由历届队长教练串起来的一根时间轴，而在横向上蔓延出一张张彼此平行的大网，网络之间又通过讲师和其它关系，形成各种松散的联系，构成一个立体的脉络。最终它会维系在每个人身上。

这样说，好像目的性又太强了。可是当我们亲手种下一棵小树时，总还是希望它有一天能够参天耸立，遮云蔽日。

这项工作，我有意无意间是按照十年甚至更久来计划的。也是把它放在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中去推进的。

只是有时候计划可能没有变化快。

去年冬天以来，我去学校的频率似乎是大大增加了。如无意外，明年这会儿就又要搬家了。想再回学校，除了周末专门跑一趟，平时的晚上是完全不可能了。

最近又听说，学校也许要往平谷搬。类似的消息已经说了许多年，虽然一直也没有搬，但每个人都知道，它的发生不是是否的问题，而是早晚的问题。

我的心中隐隐有着队伍会散的忧虑。

对于眼下来说，这忧虑显然太超前了。而放在漫长的历史中，又何尝有不会消散的组织，所以这忧虑更没有必要。

也许这忧虑并不来源于此，而是单纯地来自对变化的恐惧。

现在写东西，常常戛然而止。开始得毫无理由，结束得也没头没脑。

坐在22号楼下的小活动室里，装做正在看军理杯复赛的样子，突然觉得写够了，也就这么多吧。